从压减出具证明事项到整治“文山会海”，从为微信群、政务APP“瘦身”到严禁加码考核……近年来，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江苏各地聚焦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这一突出问题，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减负效果如何？连日来，记者深入全省多个社区，和一线的社区工作者面对面，听他们谈减负的获得感与新期盼。

万能章“瘦身”，“指尖”负担也少了

走进高邮市琵琶社区办事大厅，左手边醒目地展示着高邮市村（社区）级代办服务事项目录（55项），以及明确保留和取消的项目清单。其中，取消的村（社区）盖章证明和协助事项有59项，包括非独生子女证明、健在证明、残疾人情况证明、地址变更证明等。

“现在需要社区盖章的事项少了一大半。”在社区工作22年，高邮市琵琶社区党支部书记伊广美见证了“社区万能章”从繁至简的“瘦身”全过程。接受记者采访前，她刚刚为一户居民的父女关系证明盖了章。实际上，减负后亲属关系证明大多不需要社区盖章。“这户情况特殊，父亲户籍在泰兴，社区要是不管，居民就得跑到泰兴的派出所，我们比较了解情况，也就帮忙盖了。”伊广美解释道。

“证明我爸是我爸”“证明我还活着”……曾经，一些部门把社区当成“证明大本营”，遇到难办的事，就让居民先到社区开证明。2020年，民政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部署开展“社区万能章”治理专项行动。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推进，“社区万能章”也在悄然“瘦身”。以高邮为例，目前保留的村（社区）盖章证明事项清单仅有10个事项。

“文山会海”也曾是困扰社区的“老大难”问题。过去，南京市鼓楼区一名社区书记被同事戏称为“会长”——绝大多数会议都要求社区书记参加，最多时周一到周五上午下午全是会，“社区电话不停地打过来，一堆事急等着要做，你说哪里坐得住？”如今，他需要参加的会少了一大半，条线上的工作会议基本只需负责的社工去。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形式主义从“办公桌”走向“指尖”。记者采访发现，社区干部反映“指尖上的负担”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两多”：一是网络工作群多，二是工作应用软件多。

南京一名社区书记告诉记者，最多时，自己的手机安装了39个工作APP。当老百姓来社区办事时，社区工作人员不是先听诉求，而是先低头打开手机APP：“需要调解是吧，等一下，我先手机录一下，你带没带身份证，先给我拍个照录一下……”每天打卡签到、上传图片视频，完不成还面临考核扣分，也曾让这位社区书记和同事们苦不堪言，比如，上门走访先拍个老百姓家的门头，巡河要先拍照，每天检查垃圾分类还得先在垃圾分类点上拍一张……“现在‘打卡’检查基本没了，工作APP减少了2/3。”

“新烦恼”接踵而至

在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詹国辉看来，无论是精简会议还是减少工作APP，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实质仍然是在问题表象和负担存量上做文章。一旦出现新任务、新情况，依旧会被变着花样下派到社区。

以公章为例，清单之外的事项有时仍然“非盖不可”。伊广美遇到最多的就是房产继承问题。不少居民手持户口簿、死亡证明等证件，希望社区出具房子归属及子女情况的证明。“因为公证处只认社区公章，不认证件，但是直系亲属有哪些？是不是有抱养？我们也搞不清楚，万一盖错了，板子还要打在我们身上。”群众有需求不能不管，社区在“被迫”盖章时，不得不附加“自保条款”——所有材料均由居民本人提供，日后若产生相关矛盾与社区无关。

不少社区工作人员反映，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居民为了安装充电桩频繁找社区盖章。“一个月少说也得有四五起，但我们也很为难。”高邮市文游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永梅坦言，由于权责不清晰，盖章就意味着社区要承担建充电桩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邻里纠纷，而不盖章则可能面临居民的不满甚至投诉。

社区不敢盖，群众等不起。因为不盖章被投诉，对朱永梅来说是再常见不过的一件事，“最多一个月有10多件”。“都是哪些章？这个章到底该不该盖？你们能不能盖？”面对记者的询问，朱永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哪有该不该，社区是面对群众的一线，只有托底的‘能’。”

某些职能部门派发的任务考核，也让不少社区工作者头疼不已。每周，社区网格员马雪需要到网格内10家餐饮店检查食品安全。“但我们的确没有专业知识，只能简单看一下食品的生产日期、查查有没有健康证。”

按照考核要求，这种象征性的检查还得“出实效”，即每季度必须找出一个问题。“没办法，找不到也得硬找。”一些社区网格员逐渐摸索出一套应对方法：先看看健康证明是否过期、灶具有没有摆放无关杂物，再从垃圾桶摆放位置、消毒设施是否完备等方面“挑刺”，“过阵子，再去拍张收拾干净的照片上传，这就算整改完成了。”

类似的“硬性考核”任务，还有不少。比如，上级严格规定走访入户的数量要求，一些社区网格员为交差不得不进行“摆拍”；文化服务活动每年参与人次不得少于几十万人次，社区即使天天搞活动，可能也达不到要求；社区图书借阅人次要超过几万人次，为达标只能拿着机器对着书反复刷……让他们感到压力最大的，是与条线任务相伴的各种责任。苏南一名社区书记苦笑着说，由于压力大，自己的睡眠质量越来越差。

这名社区书记发现了一个规律：一旦一个部门向社区“伸手”，紧接着就是制度、考核、评比等一股脑地涌进社区，属地责任最后逐渐变成了无限责任。“你会发现，凡是不涉及责任的负担都减了，但是涉及责任的，减得并不理想。”

让权责统一、各负其责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在“深化减负增效”部分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规范社区组织的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从重拳整治到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减负政策正在逐步深入、走深走实。

“我们社区工作者在组织、上级、社会群体交往中形成了很多角色，既要当好群众的服务员、社区的管理员，也要当好上传下达的联络员，甚至是政策在基层落地的具体执行者等，在多个角色频繁切换、多头兼顾，很容易导致权责边界模糊、职责不清。”詹国辉分析，导致“小马拉大车”、社区“角色超载”的因素有很多，但角色定位不清晰是主因。当务之急，是要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划定社区的职责边界，充分激发、挖掘社区在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特别要凸显社区在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价值。

当下，如何管住上级党政部门伸向社区的“手”？在詹国辉看来，除了不断优化减负清单，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和严格管用的责任追究机制，是有效规范各级政府及党政干部行为，防止“层层加码”现象蔓延的主要手段。

“如果职能部门担当作为不够，把该承担的任务向社区派发，这就是典型的作风问题。”高邮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同志介绍，2021年以来，该市纪委监委就牵头开展基层减负“六多”“四重”问题等专项治理，“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基层减负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容易反弹反复，必须持之以恒抓整改、抓落实。”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陈珺璐 顾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