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到2035年要建成文化强国，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新近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在2023年全国电影工作会上，中宣部胡和平副部长强调，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推动电影全面复苏的关键之年。这既是一次宣示，更是一次动员。此后不久，2023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及其电影业高质量发展分论坛在深圳召开。电影业作为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力量之一，进一步凝聚共识，明确目标，做好了重新出发、再攀高峰的准备。

对于电影从业者、研究者来说，上述大的前提和目标，具体到电影业的各项工作之中，要如何转化为科学的工作思维、具体的工作方法？进入新时代以来，电影业已经有了一些“中国经验”，又要如何将其提炼、升华为“中国理论”，并在实践中检验之？这些都是每个人在开展自己的下一步工作前应当自问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具体到电影，这一论述大致可转化为电影要坚持以广大观众为中心的创作生产导向，要满足观众的文化需求。那么，电影观众的文化需求是什么样的呢？

从电影业近三年的情态来看，这里需要加入一个前提：首先，要有需求。疫情前，中国电影业不懈努力，升级行业，深耕市场，逐渐培养出相当规模的观众群体，他们初步形成了观影的习惯。疫情期间，由于观影活动受阻，观影需求减少、变弱。因此，如何激活需求、召回观众，让电影再度成为人民自觉、自发的对先进文化的需求，更进一步，成为人民体验先进文明形态的重要艺术媒介和文化空间，其实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意味着，需求不必然是现存的条件，而也可以是被主动制造出来的机遇；需求不必然是已成的、过去的习惯，也更应该是创造性的、指向未来的渴望。中国电影的使命和任务，也就相应地转变为：制造需求，满足人民、观众对美好生活的想象。

要实现这样的愿景，笔者愚见，还是要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系意味着专业规律呈现为现代化的规则，能力意味着治理主体要用专业素质承担行业职能，这又是非常复杂的逻辑和运作，甚至对于很多从业者，都不易明了。下面以长久以来存在于电影业内外的两种焦虑为例，稍做分析。借此说明，中国电影业如欲实现高质量发展，科学、专业的电影观必不可少，而简单、感觉化的认知及思维则于事无补，甚至为渊驱鱼、南辕北辙。

一是对电影业资金注入的焦虑。这种焦虑基于一种判断，即大量热钱涌进电影业，在资本逐利冲动的本性之下，将造成资本对艺术的控制和侵蚀。这种情况确实可能发生，从电影史上看，也确实发生过。但这并非隔绝资金和电影的理由。电影的大众文化工业和商品属性先天决定，它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那种“霍姆斯马车理论”假说下“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资金使用是不可能存在的。电影史上，盲目追求资金节约、可控，反倒造成更大资源浪费、导致行业受损的教训也有很多。而要解决不良资本对电影业的裹挟，更精准有效的方法应当是：一，实现行业对自身发展规律的自觉和自律，提高资金进入的门槛，确保资金的生产力转化为艺术和文化的生产力；二，管理方对投资方加以有效监管，以经济和法律手段确保行业的良性运转。

从中国电影业的现实情况来看，它目前恰恰需要充足、良性、健康的资金注入。有了这个条件，才真正能够解决电影业的特困局面，完成疫情前未完成的几件大事。其一是技术与艺术革新，以2018、2019年一系列影片，如李安《双子杀手》和阿方索·卡隆《罗马》为代表的新美学尝试，以CINITY为代表的中国标准打造和推广，都还远未突破临界点；其二是工业升级，如中国电影企业的产业链定位与管理模式，如创作环节的工业化模式与批评前置作用的发挥，如发行多渠道、多元模式、手段精准化等思考，如放映环节最后一公里的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等等问题，都需要重新拾捡起来，在新的条件下继续思考，拿出办法来。

二是对电影创作生产数量猛增而质量难以提升的焦虑。这种焦虑往往会走向一个结论，即：为了保证质量，应当限制数量。这个结论的盲点在于，未能在新时代中国电影的语境下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质量互变定律”。电影业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其艺术的高质量高水准，必然是建立在生产的数量和规模之上的。这也决定了成规模的类型化仍然是电影业持续发展的基本策略。事实上，中国电影业之所以有了高原的基础，正是因为采取了类型化的创作生产策略；而之所以距离高峰崛起尚有一步之遥，也是因为类型化尚未完成。

在电影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类型化发展的走向是出现超类型的作品，超类型在主题深度、美学意识、技术采用和艺术运思方面都凌驾于普通类型产品之上，当超类型成为业内共识和追求，也就会逐渐出现足够数量的超类型影片，确立更高更新的标准和引导。据此，笔者认为，“中国式类型化”既是中国电影业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电影业贡献于“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一份力量。

在迈出超类型这一步之后，随着大众的电影审美及文化修养的普及和提高，作为电影文化生态的重要构成，广义艺术电影理念下的动画、纪录、先锋实验等创作将进入主流视野，逐渐打造成为更常见、社会接受度更高、参与人群更多的电影创作生产链和传播链，丰富并强化电影的供给侧。

上面所列出的两个似是而非的命题，由于都有片面的正确，更由于其表述简单直接，且占据某种道德的高度，因此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如前所述，这种过于简单的思维既不符合电影业的规律，也不具备现代化治理所要求的科学、严谨、精细，走向了教条主义。中国电影业的资金实际需求规模，中国电影创作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应该在实践中寻找到最适当的“度”，而非以艺术的意识形态律令替代文化工业的经济基础规律，以质量的绝对追求压倒数量的合理规模。

在千帆竞渡的意气昂扬中，理性地看待侧畔沉舟的存在，总结得失，才能更好地造就漫江碧透、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文化生态，为百舸争流的胜利者准备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