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凛冽，长江水冷。

第12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位于南京市下关滨江的死难工人纪念碑前一派肃穆，64岁的金纬与75岁的邓成翠第一次共同祭扫。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第88年。南京大屠杀期间，金纬的爷爷金义宝为支援军民抗日殉难，姓名镌刻在纪念碑上；邓成翠坚持祭扫纪念碑24年，不停拂去姓名上的尘埃。

二人共同守护碑上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

死难工人纪念碑是南京市现存的第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也是唯一一座全部纪念死难工人的纪念碑。

读碑、护碑、寻碑，光阴荏苒，无数人为此接力。

始于纪念碑，也不止纪念碑。

读碑

铭记不屈的抗争

“爷爷牺牲时很年轻，20多岁的小伙，与我刚工作时一般大。”

对金纬来说，纪念碑上的爷爷姓名，代表着一段特殊的家族记忆。

爷爷金义宝是一名电气值班工，供职的下关发电所（今大唐南京发电厂）远离城市，周边是荒地。“奶奶舍不下爷爷，战争发生前，没回浙江老家寻姐姐，带着我5岁的父亲蜗居在附近的棚户区。”

下关发电所遭日军飞机轰炸

1937年，日军空袭南京。下关发电所是南京电力枢纽，成为日军重点轰炸目标。南京沦陷前，副工程师徐士英临危受命，带领84名职工留守，保供军民电力，坚持至最后一刻。

12月13日，47名工人与数千难民被拘押至江边。15日子夜，日军疯狂扫射。人如苇草倒伏，长江赤红染血，喊声、哭声、机枪声连成一片，金义宝等45名工友殉难。

临难前，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长江边

金纬第一次完整听说这段故事是在纪念碑前。

彼时纪念碑矗立在电厂生活区大门正中央，正面的“死难工人纪念碑”七个金字，由时任南京市市长柯庆施于1951年亲笔题写；下方二级基座上，一面镌刻着45名殉难工友的姓名，一面用近千字碑文书写殉难经历。碑边环绕水泥围栏，栽满冬青。

时常有人肃立纪念碑下。父亲金福顺在此面向青年职工讲述家族记忆，动情处潸然泪下：“电厂先辈为保护电厂，和日本人抗争，用血肉之躯捍卫民族尊严。”

阳光在铭文上描金，45个姓名逐渐清晰。那一刻，历史与现实在此交叠，金纬自豪地说：“爷爷是英雄，我很敬佩他！”

金福顺在纪念碑前对新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这张照片是我当年建设厂史馆时挂上去的。”

厂史陈列馆的墙壁上，陈列着父亲金福顺的老照片。他穿着工装衬衫、寸头、身材瘦削。金纬回忆：“他15岁左右入厂，几年后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赤诚勇敢的报国精神在金纬的家族血脉中不断流淌。

他走访电厂前辈，通宵达旦埋头于档案室，调阅了成百上千份历史档案，收集到数十年前、甚至百年前的电厂设计图纸、公文、职工名册、照片，也与旧光阴里的父亲不期而遇。历史在眼前再次鲜活。

“14名幸存工人被抓回电厂发电，顶着死亡威胁怠工、降负荷、锅炉熄火、停机、拉闸、多烧煤炭，与侵华日军周旋抵抗。有一次，工人们不声不响拉了几条送电线路，人为制造‘故障’。这种斗争持续到抗战胜利。”

金纬在搜寻历史时不断读懂纪念碑，更深刻地了解南京大屠杀期间工人抗争的真相，“原来工人们为抗战胜利付出这么多努力，我们要记住这段历史，记住先辈们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

护碑

传递记忆的火种

“纪念碑有一位特殊的守护者，厂里人都知道她。”

金纬经常听工人们听说，有一位邓阿姨十年如一日地扫碑，很想与她见一面。今年公祭日前夕终于如愿。邓成翠中等身材，短发灰白，手上提着水桶和拖把，很精神，给金纬留下深刻印象。

纪念碑前，两人双手紧紧交握时，金纬激动不已：“今天见到你，我很高兴，感激你多年来一直坚持守护这座纪念碑。”

邓成翠得知金纬是纪念碑上的死难工人后代，动情地拉住他：“24年，我没有一个月不来。弟弟啊，我要不扫的话，心里就像有样事情没做。”

邓成翠与金纬相见

邓成翠对纪念碑的守护，缘于多年前的一段承诺。

2001年，邓成翠与丈夫徐文华在结婚第五天来到纪念碑前。邓成翠回忆，“碑上面有我家老伴3个战友的亲属，当时约定谁在南京谁扫。只有他留在南京，就扫下来。他问我愿不愿意扫，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从此，纪念碑前总是出现夫妻俩忙碌的身影。他们修剪树枝，拔掉杂草，清扫周边，擦干净碑身，“那时候拔草，拔得老疼，手上全戳破了。”

有一年中秋，夫妻俩热情招待从东北、厦门等地前来寻根的战友，担当祭扫引路人。“文华的战友看到我们扫了那么多年碑，很惊讶，问为什么能坚持。我就说，我们吃每一口饭、每一口菜，都是碑上的人流血牺牲换来的。不能把他们丢下来，要扫到我走不动，哪怕我就拄个拐棍。”

邓成翠祭扫纪念碑

“碑以前在厂里，文华扫碑那阵得找人带。我开始扫的时候，碑搬到了现在的位置。地方开阔了，人也变多了。”24年来，邓成翠在碑前碰到许多人。有学者来寻访，有人带孩子前来。今年的祭扫现场，她与一对86岁夫妇偶遇，聊了很久，“他们最初不了解这段故事，我一说，都很感动。”

从封闭厂区到公众空间，纪念碑曾有一次新旧“换岗”。

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叫申世军。

“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为保护纪念碑，厂里决定把它搬到室内，再在原址附近建一块新的纪念碑。”

申世军回忆，彼时纪念碑经历半个世纪风吹日晒，汉白玉碑体斑驳，碑文逐渐模糊。他将原碑碑铭抬到恒温恒湿的室内环境精心保护。后来，金纬筹建厂史展览馆时，又将它放在馆里醒目位置。来往访客参观，必在纪念碑前停留。

厂史陈列馆中的原碑铭文

与此同时，新的纪念碑建设有条不紊。

“纪念碑采用传统中式设计，将竖直的原碑改为长方形宽碑，暗红色的大理石碑体诠释染血的江滩。”

中山码头对面，今年55岁的申世军站在他亲手设计的新碑前回忆：“当年没有电子绘图程序，设计图纸都靠一笔笔手绘。我学习比较了众多现存纪念碑方案，在半个月里反复修改手稿，定下方案后，再请人将碑名、碑文和遇难同胞姓名分毫不动拓印到新碑上，前后经历数月。”

申世军将这座纪念碑视为一种精神的延续：“碑体上方呈一条从下往上升的曲线，象征着中华民族从苦难中走出，不断昂扬向上。”

申世军设计的死难工人纪念碑

寻碑

照亮历史的坐标

“工人们用坚守发电反抗侵华日军与南京大屠杀暴行，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作为第一批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85岁高龄的孙宅巍仍坚持在研究第一线。多年前他从文献里发现了死难工人纪念碑：“1982年日本篡改科教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各界强烈愤慨。当时政府组织学者们讨论如何建立一批纪念碑，主要选择遇难同胞人数较多及比较有代表性的地点。下关电厂的‘死难工人纪念碑’因在1951年就已建立，自然被保存了下来。”

孙宅巍生病住院间隙，曾在女儿陪同下实地寻碑，后又几次寻访。他拍摄照片，抄写碑文，记录保护情况，将纪念碑的故事凝练成论文介绍给公众。

孙宅巍

2005年，众多纪念碑的具体位置已经模糊。现为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的胡卓然，是第一批开展寻址工作的志愿者。在当年的寻访中，他发现本该在80年代建立的鱼雷营丛葬地纪念碑，因无法定位等原因搁置了。“2012年，我们组织志愿者依据军用地图，结合实地测量，初步得出了鱼雷营遗址的经纬度，最终于2015年立碑。”

鱼雷营丛葬地纪念碑

“现在纪念碑基本拥有了类似口袋公园的小广场。”近些年，胡卓然关注到纪念碑配套的纪念广场与设施正陆续建成。死难工人纪念碑也在2023年扩建成下关电厂旧址口袋公园。

“城市更新的观念已经转变。”南京市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燕坤表示，“我们将散落在城市中的历史文化遗产、纪念碑等与城市公园绿地建设有机结合，尊重历史，形成特色，更好地展示给市民与游客。”

下关电厂旧址口袋公园

石碑有灵，英魂不孤。

碑文无声，火种不息。

第十二个公祭日，纪念碑前停留的人渐渐变多。寻访、驻足、献花、悼念，祭扫正在融入南京市民的日常。

退休后的金纬时常在纪念碑下讲工人先辈的故事：“以后，我也会带儿孙们来。先辈们为了国家牺牲，我们要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延续下去。”

年岁渐长，邓成翠也在培养继承人，“我要将祭扫的重任传递给大女儿。”

申世军经常回来看望纪念碑：“这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作品，我希望它能提醒下一代铭记历史，不忘初心。”

“纪念碑是告慰逝者的行动。”孙宅巍为寻碑护碑奔走半生，仍心系纪念碑的未来，“旧的纪念碑时间长了，保护工作应当继续下去。希望持续维护更新现有纪念碑，在原有基础上提升周边环境，适当增加标志，建设辅助纪念设施。”

“很多纪念碑的碑文中都有‘振兴中华’，他们是教育青年一代的重要措施”，胡卓然始终自称志愿者，他也在努力让历史与现实在志愿者的传承中交融，“我们终将把纪念碑保护的接力棒交给今天的青少年。”

守护纪念碑的行动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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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李晋文 王雨琦 方紫薇 胡逸乔

摄像 / 谢自强

剪辑 / 贾茹 王旎文

设计 / 叶如冰 何君玮

编辑 / 王智勇 赵立孟 刘娟 倪志新

资料来源 / 大唐南京发电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