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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期选举看美国政治极化与民意分裂

 作者:王聪悦(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落下帷幕,民主党、共和党分别控制参、众两院,共和党大获全胜的局面并未出现。比结果更“精彩”的是选举过程:由于邮寄选票和提前投票大大增加了计票难度和选情波折,加之两党在动员选民时均诉诸极端化策略,一场原本以“改选”为关键词的政治常规程序异化为光怪陆离的政客演义和自我否决的政治闹剧。

  “民主投票”遭遇群体失语

  NBC新闻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者中66%的人认为此次中期选举意义非凡,且64%的人表达了相当高涨的投票热情,该情势甚至超过了2018年特朗普作为热点争议人物时所激发的民众参与意向(58%)。然而,投票热忱并不能与良性政治生态画等号。恰恰相反,政党和社会双重极化下的中期选举成为部分极端分子的狂欢舞台。有调查显示,约100名意欲参选者因发表极端观点、与极端分子有染、宣扬阴谋论而被标记为“问题候选人”,其中至少24名候选人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对极端分子及其理念的钦佩。选民对这类候选人的追捧表明,反映美国政治光谱主流认知的“奥弗顿之窗”正在不断“破框”,人们对极端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麻木程度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看似轰轰烈烈的选举,某种程度上是在用筛选包装社会分歧、散布假新闻、党派间相互诋毁等方式,阻塞了普通选民获取真实信息和表达民意的自由通道。再加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既是传统政治动员的“加速器”,开创了全新的公共话语场域;还充当了使另类政治、极端言论、虚假之辞在民众中完成精准投放和个性化共享的“过滤器”。这最终导致“温和的大多数”要么受到舆论洪流的裹挟,卷入政客布下的选战棋盘中;要么成为仅凭特定议题决定选票去向的“单一议题投票者”;要么为宣泄对执政者的不满转而投给并不看好的在野党候选人;要么怀着“不少我这一票”的心理彻底放弃参与。本质上讲,他们大多因滥用、不用或错用话语权而陷入失语。

  全民议题成了“精英对决”

  中期选举不仅涉及国会控制权调整,决定着拜登未来两年的施政空间和执政力度,更是选民就通货膨胀、堕胎、控枪、非法移民等重大关切亮明立场的过程。因此两党均不遗余力精心设计议题组合、制造对抗、煽动民意,并配合上演花式闹剧。从议题选择看,堕胎权是民主党用来大做文章攻击对手的有力“卖点”,选举造势期间播出至少68000个相关电视广告,同时在北卡罗来纳州、新墨西哥州、明尼苏达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地针对共和党候选人定向投放广告,斥资约3100万美元。而共和党则牢牢抓住民众对拜登没能有效提振美国经济的失望情绪,就通货膨胀问题不惜下了血本。据不完全统计,共和党今年在此类电视广告上花费超过4060万美元,播放量超过12.7万次;还在脸书嵌入广告上投入了160多万美元,显示量至少9700万次。所谓“谁能为问题提供更佳解决方案”的治理能力考察,早已沦为“烧钱游戏”。

  “精英对决”在非法移民问题上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得克萨斯州州长阿博特、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试图通过把无证移民“精准投递”至民主党政要家门口的方式,抨击拜登的边境安全政策,巩固共和党选票,全然置移民人权和选民呼声于不顾。换言之,一方面堕胎、通胀等民生大事已在金钱政治和利益集团操控中彻底“筹码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政党政治正从“纲领型”向“侍从型”退化。共和、民主两党从角力点到议程设定均屈从于两重目标:一是精英利益,二是民众选票。利益交换与权宜之计逐步抑制了两党共同塑造议程、凝聚共识的基本能力,致使美国陷入“后民主时代”法治薄弱、经济绩效走低、制度危机频仍的泥潭中。

  “文明选举”充斥政治暴力

  在美式民主语境下,成功的民主治理之道即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此次中期选举却堪称暴力与偏见并存,不仅对部分身处其中者构成了严峻的人身威胁,更是将“真政权,假人权”的美式选举现实昭然于世。据国会警察局记录,近年来针对国会议员的威胁显著增加,2021年经手查办直接或间接的恐吓案件约9600起,日均事件量超过26起。仅11月8日,亚利桑那州竞争最激烈的县的选举工作人员便不得不直面100多起暴力威胁和恐吓信。中期选举步入拉锯期后,多个政府网站屡遭攻击,竞选候选人、民选官员、投票站工作人员、政治党团、政党代表以及与计票有关的私营公司都在极端主义团体诉诸政治暴力的“攻击半径”内,女性和有色人种官员风险更高。

  棘手的是,一方面大量政治暴力都藏匿于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大旗之下,由此出现一种“形式上保护普世人权之举,却对部分人权构成实质侵犯”的窘境;另一方面受害者的不作为反向刺激了极端团体的造势气焰和暴力升级。无怪乎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评论称,“我们的民主正处于可怕的危险之中,比1861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危险。”

  一个美国与多重断层

  共和党大胜的情形并未出现,令拜登对中期选举表示满意,称“这对民主来说是美好的一天”。这“美好”真的美好吗?此次中期选举继续加剧两党对立、红蓝分化,俨然构成“两个美国”,个中的差异化生活体验通过是否视堕胎为犯罪、是否控枪、是否推进大麻合法化等细节延展开来,并逐步刺激双方标榜自我正确并强化“人口忠诚”,由此孕育了新的文化鸿沟。无怪乎有人评论称“凭借一种通用的语言,美国应该不会陷入这种瘫痪状态。可红蓝州之间的文化鸿沟就像语言障碍一样令人费解”。

  这种割裂在2021年一项关于美国人是否支持红蓝州各自成立国家的民调中得到印证,约有52%的特朗普支持者和41%的拜登支持者表示赞同。据此可知,红蓝对峙既是美国人的历史与当下,目之所及也将成为他们的未来。美国长期政治策略家迈克尔·波德霍尔泽指出,思考美国问题的大忌就是把它想象成一个单一国家,然而我们从来都不是,我们更像是一个由红色国家、蓝色国家组成的联邦共和国。

  另一个断层出现在不同代际之间。此次中期选举,有27%的年轻选民(18~29岁)参与投票。在一些关键摇摆州,年轻人的投票率更是高达31%。这是美国中期选举史中罕见的局面。民调机构往往难以掌握年轻人的投票意向,因此,63%的年轻人支持民主党众议院候选人而成功将媒体呼之欲出的“红色浪潮”变为“粉色浅滩”。相较而言,超过一半的65岁以上选民均支持共和党。由此可见,以政党极化为背景的代际差异正在重新书写着美国人对各项重大生活议题的基本看法、表达方式和改革力度,某种程度上“青年震荡”也将决定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未来走向。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23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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