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和消失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何以传承数千年绵延不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历史表明，中华文明强盛时，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不是拒绝、冲突，而是尊重、吸纳，求同存异，和谐共处。大唐盛世和宋元时期贸易大港泉州的历史就极具说服力。

　　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怎么体现的？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根源何在？近日，中国民族报“道中华”专访了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叶朗先生。

跟着总书记学历史丨文明中国的事。（视频来源：新华网）

　　记者：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生生不息的原因是什么？根源在哪里？

　　叶朗：回顾历史可以清晰看到，中华文明在强盛时期，对于外来文化确有一种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对于外来的异质的文化，一方面接纳它们，包容它们，尊重它们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把外来异质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因素吸收、融合进来，充实、丰富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中华文明的这种开放性和伟大包容性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哲学和信念，就是“物一无文”“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和信念。

王一亭（1867-1938）书法作品《和而不同》。（中新社记者 邹宪 摄）

　　这里说的“同”就是“一”，就是绝对的同一，排斥异质的文化因素和文化成分。而“和”则是不同文化成分、因素相互之间的和谐共处。所以“和”就意味着包容，意味着开放。中国人把自己的文明理解为一个包含有多种因素，可以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和创造出新的价值的复杂系统，所以不会对新加入的因素抱有恐惧和敌视的态度。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才能够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自己的生机和活力。

　　记者：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会之一，唐朝的长安城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从文化的角度怎么看待这种盛唐气象？

　　叶朗：盛唐时期在文化上显示出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势，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五彩缤纷的景象。

　　在艺术领域，隋朝的九部乐到唐朝增为十部乐，其中不仅包含汉族乐舞和西域地区少数民族的乐舞，而且包含印度、东南亚地区等许多外国乐舞。“洛阳家家学胡乐”，对外来音乐的喜爱成为一种时尚，五弦琵琶、箜篌、筚篥、横笛、羯鼓等外来乐器也大为普及。和“胡乐”相伴的是“胡舞”，其中最有名的是胡旋舞、胡腾舞和柘枝舞，当时在宫廷中经常表演“胡乐”和“胡舞”。

2018年12月12日，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韩休墓壁画乐舞图——胡旋舞（喷绘）。（中新社发 许建梅 摄）

　　在宗教领域，唐王朝也采取开放、包容的政策。从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到了唐代已融入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玄奘大师赴印度取经，唐太宗请他在弘福寺翻译梵文经卷，还挑选50多位学识渊博的僧人帮他翻译。高僧义净从海路赴印度取经，归国时武则天亲自迎接。义净主持的译场持续16年，参译者中有13位外国人，还有32位官员，其中不少是国家重臣。仅此一端，即可充分显示出大唐帝国吸收、包容外来文化的广阔胸襟。来自欧洲和西亚的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祆教和摩尼教也都在唐朝传入中国。

　　记者：为什么说宋元时期贸易大港泉州，也是中华文明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典型例证？

　　叶朗：泉州古名“刺桐”，在唐代就是中国四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宋元两代进入全盛时期。在这个繁华的贸易港口城市，人们看到的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局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寺庙、街道、旅馆、库房”，“每种民族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当时到过泉州的一位犹太商人特别强调，“所有人都被允许按照自己的信仰来行事，因为他们的观念认为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自己灵魂的拯救”。

　　除了犹太人，当时的泉州还生活着大量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基督教、印度教也在这里传播，并留下不少遗迹。始建于唐武则天年间的佛教寺院开元寺，集中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除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艺术外，还有印度教题材和风格的石柱，西亚风格的狮子浮雕，欧洲风格的有翼天使式的飞天。

　　2021年7月25日，中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图为泉州开元寺。（无人机照片）（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记者：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际舆论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论调，对此您怎么看？

　　叶朗：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世界上一些地方出现了“中国威胁论”。这种“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纠结在一起，向世界传播一种观念：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一种处于强盛时期的文明必然殖民、扩张、称霸，输出自己的文化，用自己的文化来消灭、代替异己的文化。

　　这种“中国威胁论”起源于西方人对非西方文明的误解，其原因既有现实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思维方式上的隔膜。西方人把中国的变革和发展纳入西方曾经经历过的“发展阶段”，以此论证中国崛起后必然像他们自己过去那样殖民、扩张和称霸。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用一种“普遍主义”来理解“文明”，认为人类文明只可能有一条发展道路，也就是他们已经走过的道路。

　　但是，人类文明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也不是只有一条发展道路。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时期泉州的历史说明，当中华文明处于强盛时，它具有一种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它对于外来文明，不是拒绝、冲突，而是尊重、吸纳，求同存异，和谐共处，这也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而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受访者简介：

叶朗。（图片来源：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叶朗，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艺术学系三个系的系主任，并曾兼任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哲学会会长、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