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6月28日电 前不久，第九届美洲峰会在美国洛杉矶开幕。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网站刊发了一篇题为《美国衰落的背后：国内功能失调》（What’s Behind American Decline: Domestic Dysfunction）的文章称，透过今年的峰会不难看出美国的衰落程度为几何。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报道截图

文章写道：“如果一群极富先见之明的政治科学家想设计一种机制来衡量美国影响力和地位的衰落，那么美洲峰会或许就是（这个机制）。”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主持了在迈阿密举行的第一届美洲峰会，峰会的开幕标志着美国蒸蒸日上的优势地位。文章提到，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站在了单极世界的顶峰。彼时，拉丁美洲也在经历一场变革，不再是军事独裁的地区：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不少国家都迫切地想与华盛顿展开合作。

然而，本次在洛杉矶举行的美洲峰会却被认为见证了美国的政治失调和雄心不再。文章称，峰会的筹划就乱作一团，就连嘉宾名单都变成了不必要的争议来源，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因白宫方面没有邀请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领导人而拒绝出席，在他看来，这违反了西半球团结的原则。

在峰会召开的前一天下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活动上大肆吹嘘“中美洲伙伴关系”（the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merica）。由哈里斯推动创建的这一倡议，旨在从根本上解决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向美国大规模移民的问题。她在讲话中提到，倡议启动的第一年，该组织向包括增加互联网和银行服务等相关项目引入了超过30亿美元的企业投资。然而，哈里斯没有提到的是，倡议中提到的3个国家的总统都抵制本次峰会。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前官员理查德·范伯格（Richard Feinberg）透露称，当初为举办美洲峰会，克林顿政府的高级官员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密切磋商，对政策建议进行微调并努力解决所提出的问题。相较之下，今年的峰会却丝毫不见上面提及的这些工作。观察人士称，此次峰会的特点就是规划不周、准备不足。

文章指出，通常应该提前几个月详细讨论的议题这次却是临时拼凑的，事先也没有跟其他国家知会。整个活动只让人联想到一个享有特权却十分懒散的学生形象，觉得即便自己不学习、不写作业也能考出好成绩。一位来自南美的外交官在峰会的最后一天用“临时凑合”一词给本次峰会做了总结概括。

曾多次参与美洲峰会筹备工作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史蒂夫·利斯顿（Steve Liston）也表示说：“（拜登）政府的计划太迟了，让围绕着‘谁来了谁没来’的争吵成了主要话题。事情很明显就是看上去的那样：在最后一刻才拼凑起来，这就让整个地区觉得美国根本不在乎。”

文章还指出，美国政府带来的提议也给人相同的感觉。曾参加过3届美洲峰会的加布里埃尔·席尔瓦·卢汉（Gabriel Silva Luján）表示，本次峰会带来了巨大的挫败感，“没有远大的梦想，这让峰会非常糟糕”。

文章称，拜登政府的主要经济倡议也只是一系列要促进创新、建立供应链、创造清洁能源就业机会等含含糊糊的承诺。一位官员承认，这项名为“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的计划在峰会之前甚至没有拿来与其他国家讨论过。在峰会的最后一天，美国又宣布了一系列将在移民问题上实施的“大胆举措”，但其中很多并不是新举措，而且也不“大胆”。

此次峰会也透露出，美国针对邻国制定连贯政策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内问题的束缚。经济政策基本上属于老调重弹，似乎更针对的是美国民主党的基层民众，而非西半球的领导人或者他们的民众。坚持解决移民问题则反映出美国国内尚未解决的争论。即便是峰会嘉宾名单，也是对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的回应：如果拜登邀请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他将在佛罗里达州和国会付出惨重代价。

就连美国对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巴西等国民主倒退的警告，在一些人看来也是出于对国内民主受到威胁的担忧。利斯顿指出：“官员们谈论这件事的方式，很明显是在讨论去年1月6日那天发生的事。”

范伯格也表示，这些措施或举措的存在要么是为了取悦，要么是为了避免激怒一些利益集团，并不在乎它们的效果如何或是否成功。“导致美洲内部外交软弱无力的根本原因。”范伯格说，“是美国国内政治失调。”

文章表示，在为期两天半的峰会上，与会各国领导人在洛杉矶会议中心主会议厅发表讲话，但感觉就像是有两个峰会同时举行。一方面，拜登和他的官员们推动的提议似乎更多的是说给美国民众听的，而不是对西半球；另一方面，拉美领导人们则强调了诸多其他问题：他们谈到了贫困和不平等，通胀对经济的影响，粮食、燃料和化肥价格以及各自国家负担的日益沉重的债务。这些国家所应对的是并非由他们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气候变化、非法贩卖武器和俄乌冲突给经济造成的影响。

“当我们有分歧时，就需要坐下来面对面地磋商。”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这样说。然而，虽然拜登嘴上说“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美洲永远是美国优先考虑的对象”，但正如委内瑞拉人常说的那样“说和做之间有很长一段路”。

文章还提到了一点，与1994年的美洲峰会相比，这次峰会可谓是“星光惨淡”。当时，白宫邀请著名音乐人昆西·琼斯（Quincy Jones）来组织，出场明星超过40位。到了拜登的峰会，虽然峰会地点距离好莱坞只有很短的车程，却没什么明星捧场。开幕式只有5段音乐，而且多是为了强调乐观主义和相互依存。

（编译：高琳琳 编辑：韩鹤）

（编辑 高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