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常州溧阳的“百姓议事堂”在2014年一炮打响后广受社会各界赞誉，曾被《人民日报》重要版面大篇幅报道，评价为一剂调处村民纠纷的“草药方”。

农村基层利益牵涉主体甚多，在多年以来的实际运用中，“百姓议事堂”又有哪些创新和突破呢？

带着这个疑问，记者先后来到主管局——司法局，镇、街道板块，走村入户，和街道党委负责人、镇分管同志、村两委同志、“百姓议事堂”理事、普通村民群众了解各地在“百姓议事堂”运用中，有哪些成功经验可循。

党员主动到群众中去

溧城街道八字桥村与宜兴市徐舍镇虞家角村相隔一条河、一条路，千百年来民风淳朴，自然形成一套处置邻里纠纷的习俗：张家李家之间遇到解不开的疙瘩，去茶馆评评理！

近日，八字桥村“党员中心户”成员杨斌荣走访了解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由于情绪不稳定经常影响邻舍，经过两天多调处劝说，这件拖了多年的邻里小纠纷快速得到解决。

2023年，八字桥村在原有“百姓议事堂”治理基础上，全面推开党员中心户工作，每个党员联络8～15户村民，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当好村民身边“五大员”，即政策法规宣传员、社情民意信息员、重点工作督察员、民生服务联络员、矛盾纠纷调解员。

七十多岁的金某因自留地划分遗留问题与村里闹得不愉快，2023年1月份，金某承包的集体鱼塘即将到期，他既不来交租金，也不退鱼塘……了解这一情况的“党员中心户”随即将金某请来“百姓议事堂”喝茶论事。

村百姓议事堂副理事长王挺生等五六位理事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在他们的劝说调处下，在互留情面和尊重事实的基础下，金某的不快和疑惑解开了，也同意将近70亩鱼塘的年租金从360元/亩提高到600元/亩。

村民的不快消除，村委在化解矛盾的同时还实现了增收，这个双赢结果得益于“党员中心户”第一时间掌握金某的利益诉求信息，也离不开“百姓议事堂”各位理事的努力。

“‘党员中心户’工作，就是将‘等问题上门’变为‘主动出击’，强化党员在乡村治理中前置作用。”八字桥村党委书记周华告诉记者。目前，村里77名党员按居住区域就近原则，均联系了一定数量村民，实现联系服务群众全覆盖。

茶馆评理习俗的承袭演变，到“百姓议事堂”，再到现在的“党员中心户”推开，如今的八字桥村，在村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伴随一套“接地气”的乡村治理模式优势显现，各级荣誉接踵而来，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镇”“江苏最美乡村”“江苏省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试点单位”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起初的“百姓议事堂”，就是在村级党组织倡议和引导下形成的，坚持重大事项党组织统领，也是“百姓议事堂”运行原则之一。

“坚持党委领导，以‘党员中心户’推动‘百姓议事堂’工作，2023年，我们在这方面作尝试，以此形成基层治理经验。”溧城街道党工委书记楚晋这样说道。溧城街道以原来城关镇溧城镇为主体，在城区8个社区以工作专班推动下沉式服务试点，在八字桥村试行“党员中心户”，目的就是党员前置、哨所前设、服务前移。

乡村治理，法是根基

归根到底，“百姓议事堂”终究是产自民间的模式，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加之农村利益格局复杂纷繁的当下，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

古县街道新桥村，2014年由于解决土地确权，创新“枫桥经验”，以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评为特点的“百姓议事堂”模式诞生于此，2015年溧阳全市推开，覆盖了全市228个行政村和社区。

“我们在实际运用中发现，如果涉及法律层面较深的问题，‘百姓议事堂’由于理事缺乏专业性，往往难以有效解决！”新桥村党总支书记史建安由古县街道司法所所长下派，多年的专业经历，使他对问题的看法又深了一层。

为此，近年来新桥村的“百姓议事堂”理事又进行了“扩编”，不再局限于老党员、老教师、老乡贤，不但把驻村民警、法官、司法所工作人员、网格员、法律顾问等一众吸收其中，还吸收了本村走出去的市级各部门工作人员。

该村杨树垛组村民陶某兴房屋漏水需翻瓦，同村的陶某明在没有签订协议情况下承接了工程，他雇佣的潘某敏在作业中不慎从高处坠落导致大腿骨折。他治疗康复后向陶某明、陶某兴索要治疗赔偿8.3万元……

这给了新桥村新聘百议堂理事、江苏如犀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朱洪华一展身手的机会。

这个案例涉及三方当事人，有些法律条件还不充分，对此，朱洪华运用他多年以来的律师执业经验与三方当事人进行了充分沟通、协商，终于帮三人理清权责，化解了这一纠纷。

“有时候村里交织着宗族关系、邻里关系，以及婚嫁形成的亲属团，对于有些矛盾纠纷，本着中国人普遍不愿得罪人的处事原则，往往本村人还不好开口评说！”新桥村党总支副书记张达道出了百议堂的另一个无奈。

原本设计为本村事、本村议的百姓议事堂，随着实际运行的深入，在触及深层次利益诉求所显示出的局限性，正好被一批“外来的和尚”打破这一窘况，念出一段段和睦邻里、文明乡风的好经。

在此基础上，为在更广层面推进“百姓议事堂”工作，古县街道还在街道办事处设置“七点有约室”，除了倾听基层呼声，还对辖区内各村、社区“百姓议事堂”典型案例进行归档，综合分析，逐步形成一套适合基层的利益调处、矛盾化解工作机制。

激活乡村振兴多重效应

连日来，记者采访中发现：“百姓议事堂”在乡村振兴之中，不仅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还激活了多重效应！

“八九年时间的发展，我们村光土地收益和青苗补偿就发了2亿元，平均到每家18万元。”戴埠镇戴南村党总支书记杨旭宇告诉记者。

早些年，溧阳的丘陵山地待字闺中，但随着2016年市委、市政府将“全域旅游”摆上更重要的位置，戴南村的山地成了金饽饽。随着山地价值可变现，如何确定范围，多多少少会有些不同意见。

“村里有关土地确权、流转、承包、征收等利益分配问题，产生的纠纷都是通过‘百姓议事堂’协商解决，多年来没有一例矛盾上交！”对此，杨旭宇颇为满意。多年的开发加上和顺的村风，使原本相对闭塞的戴南村村容村貌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收入连年增长，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8万元，高于全市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

乡村振兴二十字要义，不仅仅是村民收入增长，还包括基层治理发展的方方面面。

在农村，有一群人，他们因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不幸，主动减少与其他村民的交往，有时村干部上门做工作也比较难沟通。在戴埠镇山口村，村党总支书记张旭东告诉记者通过“百姓议事堂”解决的一则事例。

村民陈某因为家中遭遇亲人离世的重大变故，从2008年开始一直上访，村里通过“百姓议事堂”了解原委后，将其列入失独保障申报对象，为其孙儿申请市妇联的助学金，也为他提供了300元每月的村保洁员岗位。虽然陈某已经作古，但经过大家的帮助，在离开人世之前却也解开了心结。

“2023年在戴南、山口两个试点村，围绕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环境、邻里纠纷、生产生活需求、欠薪欠资、土地权益纠纷等问题，我们着力推广‘百姓议事堂’2.0版本——‘社情民意墙和民声回音壁’制度。”戴埠镇政法委员陈朝辉是新桥村“百姓议事堂”主创人员之一，一直考虑其深化运用。“社情民意墙和民声回音壁”制度主要特点是：群众有反映，收集问题“列”上墙；支部有响应，责任分工“挂”上墙；落实有回音，办理情况“晒”上墙。

“社情民意墙和民声回音壁”从接、研、交、办、督、结、访流程推进‘七步工作法’，全过程限定其时间、保证其质量。以此进一步厘清部分党员干部的工作任务，着力解决了责任不明、考核不严、追责不力等不严不实问题。

此外，戴埠镇在推进“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村级平台建设中，重点围绕整合现有的网格化工作服务联动站、公共法律服务室、“百姓议事堂”、全科社工等资源，为群众提供“跑一次、一站式”服务。

“承袭这片山水乡土之间的优良传统，融和情、理、法，不断升级完善的‘百姓议事堂’必将在溧阳的乡村振兴历史实践中发挥巨大作用。”采访结束前，市司法局局长葛军伟更希望这帖基层治理“草药方”成为溧阳的“百年老字号”。

（吴旭辉 史裕华 周俊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