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至1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落实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国家油气安全保障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一科学论断蕴含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生态观，把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提升到了全局层面，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全面准确认清碳达峰碳中和带来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将有助于形成碳共识，进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完成碳中和目标。

碳排放总量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约束变量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生产工具变革是主动力。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各个国家因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对资源能源控制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是残酷的战争。与此同时，随着单位时间内消耗化石能源愈多，碳排放峰值屡创新高，温室气体猛增，温室效应愈发明显，极端天气显著增加。人类社会进入发展快、排碳多、升温快、灾害多的恶性循环当中，形成了“效率悖论”。

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后，地球上亿万年形成的植物光合作用固碳释氧与人类能量消耗排放二氧化碳的平衡被打破。科学资料显示，工业革命之前，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约为280ppm(ppm表示每百万个空气分子中二氧化碳分子的数量)。从1958年开始，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由310ppm开始，浓度水平呈逐步上升趋势。世界气象组织多个监测站发现，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已超过400ppm这一阈值。与此同步，跟1958年相比，地球表面年平均气温已经提高了2-3℃，海平面升高了1米左右，野外火灾频繁，海洋气旋变得越来越猛烈，恶劣天气变得越来越多。

为了人类生存的最高利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尽早实现碳达峰，努力实现碳中和，控制地球升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等国际公约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都做出了约束性规定，但低成本的清洁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是一个漫长过程。当前，碳排放总量仍在增加，碳达峰拐点未现，温室效应愈发明显。由此，碳排放总量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约束变量。

低碳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标志

人类的现代化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发展过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显著特征，如机械化、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城镇化、低碳化。通过70多年的奋斗，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建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经济规模跃居全球首位。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建设美丽中国被放在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至此，我国现代化进入了低碳化发展的新阶段，低碳化、零碳排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标志，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标志。

准确把握碳战略系统性变革的多重目标

在此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他人左右。为此，必须准确把握碳战略系统性变革的多重目标。

变革目标系统性。人类的碳排放是每一个个体全生命周期的活动，涵盖了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是高碳行业去产能的过程，是传统产业的升级过程，是新型工业化的推广过程，是绿色生活方式普及的过程，必将引起利益调整、社会重组、政府改革，改变现有的生活生产方式，对经济社会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变革目标紧迫性。碳达峰与碳中和紧密相连，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达峰时间的早晚和峰值的高低，直接影响碳中和实现的时长和难度，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紧约束。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碳达峰的时间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左右，碳中和的目标大多为2050年，碳间隔期大多在50-60年，其中美国间隔43年，欧盟间隔71年。中国的碳间隔期被设定为30年，一方面是主动担当，另一方面是减碳任务紧迫。

变革目标长期性。物种在进入大气到被清除之前在大气中停留的平均时间为该物种的大气寿命，也称停留时间。据测算，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平均存留200年。因此，“双碳”目标必须逐年推进，长期坚持。

变革目标多重性。碳排放事关国家的生存权、发展权。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必然带来碳排放总量的快速增加，国际社会就人均碳排放量、累计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等控碳目标反复博弈。因此，要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既要维持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尽早碳达峰，又要减少存量，努力实现碳中和，最终寻找出破解“效率悖论”的路径。

变革目标科技性。碳达峰的当务之急是减少增量，需要提升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调整能源结构，降低化石能源消耗，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太阳能光伏发电是最理想的新能源，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光伏发电成本已降到0.3元/KWh以内。我国光伏产业制造能力全球领先，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与绿色能源配套的新型储能方面，装机规模增长提速，技术多元化发展态势明显。

变革目标生态性。碳中和的根本是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数字技术的成熟与成本降低，出现了水、气、肥、温、光均可精准控制的植物工厂。植物工厂是通过数字技术、远程终端实现高精度环境控制，促进农作物连续生产的高效农业系统，对植物生长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以及营养液等环境条件进行自动控制，使设施内植物的生长发育不受自然条件制约，并实现快速生态固碳，固碳效率大幅度提升。我国的植物工厂技术成熟可靠，并在国际上首次完成了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的空间培养实验。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