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站在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制高点上，科学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指引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正确方向。他强调，“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所谓“古今中西之争”，就是如何对待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以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指出的基本遵循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也就是尊古不复古。
为什么要尊古？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尊古的必然结果。为什么要尊古？首先当然是由于中华文化传统在时间上的源远流长——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考古学家就用碳-14放射性的技术断定，中国新石器时代之创造物在公元前4000年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且，不同于别的区域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从未断裂，并以其漫长的延续性证明自身的生命力。其次则是在性质和表现形态上的博大精深，并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比如说，18世纪欧洲形成了“中学西渐”的局面。在一些来华传教士的推动下，关于中国以及来自中国的大量经典著作在欧洲出版。如此，西方对中国的观念渐渐明晰，兴趣也渐渐增大。在学术思想方面，当欧洲人苦于中世纪教会的非理性主义统治时，儒家思想的世俗性和实践理性，被欧洲人当作来自东方的启蒙精神。在文学艺术方面，元代纪君祥之历史悲剧《赵氏孤儿》，以古老的复仇主题，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将其改编为《中国孤儿》，受到热捧。至于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更是文明史所充分肯定的。
韩国当代学者金容沃在其著作《中庸：人类最高的智慧》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高度评价，“中国古典不是中国特殊的古代文化，而是人类思考的源流”，“从人本主义层面上讲，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西方文明只不过是一种神本主义，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而已。中国文明，在没有超越性价值这个前提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和国家，这是很宝贵的。”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时，不能不对中国古代文化表示尊敬，这种尊古带给我们的就是充分的文化自信。
复古为何不可为？
但是，辩证法认为一切都是流动的、发展的、变化的，社会、历史在发展，由此带动文化的发展，也就是文化的创新。只尊古不行，复古则更不可为。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4年纪念孔子诞辰大会上就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具体到近代史，“近代中国由盛到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畏惧变革、抱残守缺，跟不上世界发展潮流。”这就是说，可尊古但不可复古。
复古之不可取，首先在于其违背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革命性解读，“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所谓“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即指事物总会新旧交替，创新作为大趋势是必然的，有识之士应该顺势而为。
其次，在社会实践中，持复古态度，便会失去前进、发展的动力，便会导致社会的倒退。在中国，竭力主张恢复周礼的孔子没有达到目的；在欧洲，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兴起，失落贵族及保守派人士看不惯“礼崩乐坏”，打出“回到中世纪”的旗帜，但现代性社会最终还是出现了，复古没能实现。由此可见，事物的发展规律不可违背。
就中国的发展而言，鸦片战争的失败促进了中国志士仁人的整体性反思。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的三段式过程，他们最后终于意识到，当时中国与欧洲的根本性差距就在文化，中国的某些传统文化理念和做法阻碍了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于是，在20世纪初的神州大地上，要求变革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声浪益高，新文化运动横空出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凤凰涅槃，打开了中国的现代化大门。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化创新的目标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显然，这是对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新的总结——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不仅不能抛弃传统文化，还要更自觉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一词意味着，在一定的时间段里——比如说19世纪，中华传统文化与外域新出现的现代文化有了差异，客观上落后了，导致中国近代遭遇屈辱。欲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铸造新的文化精神。只有经过一个过程才能“成为”，即改造、构建，也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现代文化，即“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告诉我们，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唯物辩证法。“两个结合”催生出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能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谈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传统无关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在一个民族内部形成生命力；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进入，中华优秀传统才成为现代的新文化，因此任何试图离开马克思主义去完全恢复传统文化的企图也是错误的。
70多年前，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夜，毛泽东豪迈宣告：“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毛泽东说的“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就是经过“两个结合”而形成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最终成为21世纪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个新的文化形态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生态，而是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的新文化，是尊古而不复古的历史成果。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