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土’里长出来的，不是用‘营养液’喂出来的，历经风雨考验，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

◇在2021年天津市村级组织换届中，农村信访量从2018年换届的1199件降至180件，降幅约85%

◇这支经过农村基层一线历练成长，懂农业、知农村、爱农民的干部队伍，在以后的工作中，无论是制定涉农政策还是处理“三农”问题，都会更符合基层实际、更贴近群众需求、更看重真抓实干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建华 毛振华 黄江林

担任天津宝坻区史各庄镇朱杨庄村“一肩挑”的吴柏（中）与村民交流蔬菜种植技术 受访对象供图

“小时候，爸妈告诉我，长大后别回农村了。”在辽宁农村长大的李广丞并没有听从长辈的劝告。大学毕业后，他来到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毛毛匠村，成为一名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在他乡的农村土地扎下了根。

李广丞是天津首批招录的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初到毛毛匠村，除了用信息化手段做好党务工作，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挨家挨户走访上，详细了解村民所思所想，并据此制订任务清单供村“两委”研究解决。由于熟悉农村、工作有方，工作仅3年，他就成长为宁河区俵口镇副镇长。

为破解基层党建力量薄弱、乡村干部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等问题，天津市自2018年起连续5年面向全国招录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派驻到乡村基层治理最前沿工作，培养出一批知识水平高、发展思路新、具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乡村振兴青年带头人。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天津十余个村镇调研发现，这支“土”里长出来的乡村干部生力军，提升了农村基层党建质量，拓展了乡村振兴发展视野，砸实了干部的农村工作经验，有效提高了群众对基层干部的认同度。

“土”里长出乡村带头人

天津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设立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制度的初衷，是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和干部源头培养难题。

天津在2018年村“两委”换届中发现，干部平均年龄47.3岁，35岁以下的仅占16.7%。在记者调研的天津宝坻区史各庄镇朱杨庄村，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到位前共有33名党员，60岁以上的12名，30岁以下的仅有3人。

“以前，村里‘三会一课’制度执行不规范，老党员不会使用现代技术开展党建工作。”2019年招录的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吴柏，现任朱杨庄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一肩挑”。他回忆，当时一些村党支部连会用电脑的人都没有，更别说梳理最基本的党建材料了。2018年天津市村“两委”换届时，干部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21.4%，村党组织书记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超过26%。

干部队伍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影响。天津市下决心从源头解决。2018年起，天津每年招录1000名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在稳步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实现3500多个村庄制度全覆盖。

主要招录条件有三：为实现农村干部队伍年轻化，明确要求年龄为30周岁以下；为高质量开展党建工作，报名者须为中共党员；为提高农村干部带领群众推进乡村振兴的能力，要求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为了能招来人更留住人，制度设计可谓诚意十足——薪酬待遇依照社区工作者标准，设有年度考核绩效奖，缴纳五险一金，外地来津的可获得天津户籍；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进入村党组织班子，表现优秀的可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到村工作一年后表现优秀的，可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被选聘为事业编制人员，有机会调任或招录到上级党政机关任职。

随着新鲜血液的补充，2021年天津市村“两委”换届后，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比上届降低3.7岁，其中村“一肩挑”平均年龄41.4岁，比上届降低7.6岁；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比例达31.3%，年龄、学历结构得到明显优化。

如今，持续招录和培养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已成为天津乡村干部的重要来源，也为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提供了人才储备。

2018年至今，天津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队伍中已有1210人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一肩挑”并成为事业编制人员，29人通过定向招录成为公务员，128人通过换届进入乡镇党政领导班子，8人在市、区两级党政机关任副处级领导干部，3人担任区属事业单位副处级领导职务，26人担任乡镇所属事业单位正科级领导职务，9人荣获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特别是其中1人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形成了“干好用好”的鲜明导向。

“小毛孩”撑起新天地

翻开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姜帅的工作日记可以看到，他把每家每户的情况都详细记录其中，将村民们的各项诉求制成了台账。背靠山乡，却有着宏伟的抱负。已经担任蓟州区罗庄子镇和平村“一肩挑”的他，指着村边的一块闲置坡地，向记者介绍未来几年村庄的改造设想，眼神中充满自信。

记者调研发现，这些平均年龄不足26岁的“小毛孩”有学历、有见识、有闯劲，给农村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思路和视野。

在宁河区东棘坨镇艾林庄村，曾任该村“一肩挑”的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王美惠发现新品种西红柿市场前景很好，就带动农户发展种植采摘。西红柿成熟后的第一个清明假期，一个大棚平均每天收入8000元；

在朱杨庄村，当地有种植萝卜的传统，但收入不高。29岁的吴柏联系专家为村里推广新品种、注册新品牌，很快实现萝卜产量和售价翻倍、农户收入明显增加；

在宁河区丰台镇岳秀庄村，党支部副书记王雅楠积极推行环境卫生积分制，抢救性挖掘当地皮影文化，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稻蟹生态混养、网络直播带货、农文旅融合……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给乡村带来丰富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一个个新思路引领村庄走上了发展新路。

要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消除宗族、派系、涉黑涉恶势力等影响。天津招录的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不限于“本乡本土”，而是放眼全国“淘金”。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些基层干部群众表示，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敢于放开手脚，能够做到“一碗水端平”，得到了群众的信任。

天津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事实证明，这是一支可靠的后备力量。在2021年天津市村级组织换届中，农村信访量从2018年换届的1199件降至180件，降幅约85%。2021年，天津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8%，绝对值达到27955元，位居全国第四。

基层实践磨炼“硬能力”

“他们是‘土’里长出来的，不是用‘营养液’喂出来的，历经风雨考验，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对于这支特殊的生力军，天津市领导干部普遍这样认为。

几年基层工作的磨炼，在这些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处理农村繁杂事务的过程中，初入社会的他们褪掉了身上的“骄娇”二气，磨炼出解决实际问题的“硬能力”。

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的陈信羽，是个地道的城里孩子。如今，与记者一起在村里转转，不时有村民走上前打招呼、拉家常。她坦言，上任蓟州区官庄镇肘各庄村“一肩挑”后，她的内心经历了艰难的蜕变过程。

肘各庄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然而随着各种利益矛盾的涌现激化，富裕村成了上访村。刚到村里时，一件接一件的挠头事让陈信羽难以招架，“那时每天一早开车到村头，就忍不住停下来流泪，内心找不到方向。”

日子在坚守中一天天过去，她发觉自己慢慢喜欢上了这个淳朴的村庄。经过几个月的走访梳理和艰苦细致的具体工作，她逐步化解了村里的历史遗留问题，带领乡亲发展特色山货产业，肘各庄村逐渐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

“对于年轻干部来讲，扎根基层、了解民情，不仅可以锻造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练就一身做群众工作的过硬本领。”中央团校教师潘萌认为，天津的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制度“一竿子插到底”，以农村沃土为大熔炉，避免出现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

宝坻区方家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建国说，该镇42个行政村中，已有19个实现了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担任“一肩挑”。他们工作有激情，处事公道，敢于放开手脚。在这种氛围带动下，其他村干部因为不甘落后于“娃娃们”，工作积极性大大提升；乡镇干部也受到激励，努力“比学赶超”。

摸爬滚打提升“软能力”

从最基层干起的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体会到农村、农业、农民的苦辣酸甜，对群众的急难愁盼感同身受，对他们的所思所想更多了一份理解。与乡里乡亲同吃同住同劳动，提高了这些年轻干部做群众工作的“软能力”。

李广丞告诉记者，起初，不少村民对他的到来议论纷纷：“一个外地来的娃能干啥？”当看到李广丞没日没夜地为村里发展奔波，遇到村民家里有大事小情总是第一时间上门解决，村民们被感动了。

选任为宁河区廉庄镇西岳村“一肩挑”后，因与少数村民谈不拢补偿问题，村里的燃气管道建设工期一再拖延。李广丞挨门逐户做工作，西岳村很快就在宁河区第一个完成了煤改气工程。村里的主路年久失修，但由于占地问题久久不能开工。他积极与交通部门对接，又做村民们的思想工作，新街路终于开工。

“一天晚上，我发现有人往我门缝下塞小纸条，上面写着：孩子，每天睡觉前用热毛巾敷敷眼睛。别太累了，村里人就是你的家人。”那一刻，李广丞的心头有种说不出的温暖。

这些“毛孩子”的努力，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宝坻区黄庄镇小辛码头村村民李全海说，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来到村里后，建微信群活跃气氛、搞乡村游宣传，村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大家感到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这些干部扎根基层，对农村有更深的理解。跟老乡们一起摸爬滚打，他们对群众的感情更加深切。进入乡镇班子后，他们工作勤勉务实，心里时刻想着老百姓。”宝坻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振华说。

多位专家和基层干部表示，这支经过农村基层一线历练成长，懂农业、知农村、爱农民的干部队伍，在以后的工作中，无论是制定涉农政策还是处理“三农”问题，都会更符合基层实际、更贴近群众需求、更看重真抓实干。

“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制度从招才引智入手，为乡村振兴吸纳人才，从源头上解了乡村带头人紧缺的燃眉之急，是新时代推进‘三农’工作的一步好棋。”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研究所研究员谢忠平说。

受访专家表示，天津市下辖3500多个村庄，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既有农村总量不大、距离城市较近、财政保障较充足等特殊性，也面临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共性任务。当地探索的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制度的经验，对于其他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