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深圳市委党校课题组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迄今为止全球仍有7.36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饱受贫困问题困扰。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国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减贫奇迹。

　　消除贫困是一系列政策安排和制度创新的结果。在脱贫攻坚中，我国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也探索了诸多的减贫经验，其中以对口支援、东西部地区协作为重点的区域间大规模横向帮扶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中国式帮扶。作为中国式横向协作帮扶的一个样本，深圳在过去30年帮扶历程中以强大的政治担当力、情怀驱动力、观念引领力、机制创新力、社会动员力、组织保障力、示范带动力书写了以横向帮扶助力后发展地区脱贫奔小康的深圳答卷。深圳帮扶30年案例表明，中国式横向帮扶作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消除贫困方面的巨大制度优势，具有如下鲜明特征。

　　从目标上看，中国式帮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锚定“一个都不能少”的共同富裕。无论是美国“向贫困宣战”运动、印度“向贫困进军”计划，还是巴西“发展极”反贫困战略，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努力实现的重要目标。但是，在追求富裕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像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这样，敢于向全国人民作出“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掉队”的庄严承诺，并为兑现这一承诺划定时间线、确定任务书。“一诺既出，万山无阻”。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始终不改初心、赓续奋斗。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建成小康，从“8亿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要吃好”，中国仅仅用了几十年就走过了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

　　从理念上看，中国式帮扶始终高扬“共同体”价值，超越了西方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局限。与西方社会长期奉行个人主义价值观、“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造成的社会割裂、“原子化”倾向明显不同，中国式帮扶既传承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家国一体、守望相助”等优秀历史文化，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当代继承，是爱国主义情怀最真切的表达，反映出人民对互帮互助的深切体认和对党和国家的高度认同。据一家知名国际公关公司2020年发布的信任度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高达95%，在受访国家中高居第一。课题组调查显示，96.7%的深圳受访者愿意为帮扶事业作出贡献。

　　从制度上看，中国式帮扶以系统完备可持续的体系为支撑，避免了其他国家因政党轮替、政府更迭导致朝令夕改、半途而废的减贫困境。从“一揽子”的政策体系到“递增式”的投入体系，从“最严格”的考核体系到“全方位”的监督体系，中国式帮扶既有宏观的规划布局，又有微观的实操举措，“四梁八柱”的制度架构紧密咬合、系统高效，形成了一整套稳定的、持续优化的制度体系，真正把制度效能转化为减贫脱贫的治理绩效。反观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则难以保障减贫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如美国奥巴马政府2010年力推的“医疗改革法案”，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废止。如尼加拉瓜2000—2006年实施的“社会保护系统”计划，2007年因政府更迭而被取消，此前资金投入和良好成效全都付诸东流。

　　从主体上看，中国式帮扶动员了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超越了其他国家有限合作、缺乏协同的局限。东部9个省、14个市结对帮扶中西部14个省区市，343个东部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中西部573个贫困县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307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592个贫困县，军队定点帮扶4100个贫困村，12.3万家民营企业深入7.28万个贫困村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帮扶事业，中国式帮扶形成了“人人都是帮扶主体”的能动格局。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式帮扶实现了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之间高效协同、步调一致，避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反贫困中出现的主体相互掣肘、有限合作等问题，比如美国在“向贫困宣战”计划中，横跨13州400多县的71个开发区始终无法形成有效合作关系，导致计划推进严重受阻。比如印度就曾因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相互制约，使得减贫项目进展严重受阻。

　　从动能上看，中国式帮扶具有多来源、高强度、可持续的特征，超越了国外地区间横向帮扶意愿不足、动力不强的局限。支持中国式帮扶的动能具有多来源、高强度、可持续的特征，既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驱动力，又有各级政府的行政驱动力；既有社会各界源自内心的情感驱动力，又有发挥市场作用的强大市场驱动力。分析中国帮扶历程，可以看到两条走势相反的曲线：一条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仍然持续上扬的帮扶资金投入曲线；另一条是逐渐下降直至为零的贫困发生率曲线。两条曲线生动验证了中国式帮扶的可持续强大动能。相比来看，西方帮扶动能主要基于宗教传统的慈善救助、市场行为的利益驱动、政府福利的救济保障，动能来源不够广泛，帮扶的各种意愿和理念也莫衷一是，各政党即使出于选举考量作出相应的承诺，也往往因政党轮替、政府更迭、经济波动而改弦易辙、不可持续。

　　从组织上看，中国式帮扶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攥指成拳、聚沙成塔，全面超越了其他国家和地区“枝分叶散”的减贫局面。省、市、县、乡、村层层立下“军令状”，“五级书记”层层抓帮扶，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将鲜红的党旗插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以强有力的组织化运作方式，最大限度将全社会的扶贫资源从“离散”状态中凝聚起来、化零为整。其组织动员范围之广、力度之大、程度之深，都远远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所能达到的水平。这一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为“斩断穷根”提供了坚不可摧的力量保障，反观世界其他多党制国家，由于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实施减贫计划和资源调度上，难以调动、集结全社会力量。

　　从路径上看，中国式帮扶把区域间整体开发与“点对点”精准扶贫结合起来，超越了西方国家涓滴减贫广度、准度不足的局限。中国重视开发式扶贫，尤其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全国各地按照“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要求，以“一村一策”的帮扶品牌、全面详尽的帮扶档案、到户到人的帮扶手册将贫困资源精准“滴灌”到每家每户。区别于以往“大水漫灌”的帮扶方式，精准帮扶既注重区域发展的“基本面”，又注重到户到人的“点对点”；既注重对产业的全力扶持，又注重对缺乏劳动能力人群的兜底保障；既加强党委政府人力物力的直接投入，又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最大限度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社会连接成本。反观世界多数国家，普遍采用通过经济发展的“滴漏效应”惠及贫困人口的减贫方式，不仅难以避免边际效用递减的局限，更是无法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即便是零星的直接帮扶，也因条件设置过于复杂、苛刻，使得大量资源和扶持政策被精英阶层截留占有，出现“精英捕获”现象，真正流入需要“被帮扶”的底层少之又少。

　　从效能上看，中国式帮扶形成了益贫性共赢型帮扶生态，为推进人类反贫困事业提供了“最优解”。中国式帮扶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起来，有效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把“经济账”“政治账”和“民生账”结合起来，有效兼顾了当前发展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把区域间发展的“动能”和“势能”结合起来，有效兼顾了帮扶主体和客体协同发展的有机统一；把利己、利他和利群结合起来，有效兼顾了自我发展和互利共赢的有机统一，实现了“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良性循环，形成了效能最优的益贫性共赢型帮扶生态，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了鲜活而生动的范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式帮扶的探索，不是对世界现有减贫理论的照搬照用，而是中国推动区域间协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创新探索。共同关注、深入研究，不断深化对中国式帮扶的规律性认识，将这一探索的“现实文本”转换为“理论文本”，为世界反贫困理论注入中国智慧，对丰富世界反贫困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推进全球贫困治理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3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