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罗马，斗鸡和角斗士比赛一样，是公共娱乐的一部分，凯撒大帝就是一位狂热的斗鸡爱好者。在崇尚力量和勇气的古罗马，斗鸡满足了人们对暴力和竞争的渴望。

中国唐宋时期，斗鸡成为流行活动，从宫廷到民间都大受喜爱。许多古诗词中都能见到斗鸡的身影，它们有时象征着豪放的游侠意气，有时则被用来讽刺王公贵族的轻浮奢华。

斗鸡风靡全世界，而在不同的文化中，斗鸡又有着不同的意义。

而67年前，一位人类学家来到一处异国村庄，发现这里的人们对斗鸡这项运动有着非同一般的痴迷。懂得见“鸡”行事的他，开始研究斗鸡为什么对人类社会生活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居然就此写出了一部改变整个人文学科的著作。

从内卷到斗鸡，人类学家如何见“鸡”行事

在20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学发展史上，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是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人物。

大家如今十分熟悉的“内卷”一词，最早就是由格尔茨发扬光大。他用这个词形容印度尼西亚的农业生产，描述当地稻作生产不断复杂化、精细化，却没有带来技术革命。

虽然我们现在常说的“内卷”，似乎和它的本义已有所差别，但格尔茨的“内卷”概念，指的就是不能发展出全新的形态，只能导致自身内部的不断复杂化的现象，这正道出了现在所说的“内卷”的本质。

而在格尔茨的田野调查生涯中，有一项活动或许最令他着迷——斗鸡。

那是1958年，格尔茨和妻子来到一处巴厘村庄，准备展开研究。但在这个自成一片天地的小村里，村民们对两个不速之客不理不睬，完全当他们是透明人。就在夫妻俩沮丧不已时，一场斗鸡比赛开始了。其实在当时的巴厘，斗鸡是非法的，怎奈巴厘人对这项娱乐有着超乎寻常的狂热。广场上人越聚越多，突然，一辆警车呼啸而至！村民顿时作鸟兽散，一头雾水的格尔茨夫妻只好“入乡随俗”，跟着村民撒腿狂奔，一路闯进一户人家。女主人临危不乱，立刻安排大家坐下喝茶，就这样瞒天过海，逃过一劫。

经历了这场风波，格尔茨却意外地跟村民打成了一片。随后，他对巴厘人的斗鸡进行了浓厚的民族志描写，开始尝试用当地人自己的语言理解他们种种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

他发现，“斗鸡”不仅是动物之间的竞争，更是人类社会的象征。斗鸡背后的“赌局”不仅是金钱的博弈，更是个人尊严和社会地位的较量。从斗鸡中，格尔茨能够窥探到巴厘人如何看待自己、他人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秩序。

格尔茨将这些有趣的经历，连同研究成果一起，记录在《文化的阐释》一书中。

彻底改变中外学界理解文化的方式

格尔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已然成为人文学科的思想基石。许多重磅的思想家将格尔茨奉为奠基式的经典，他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格尔茨的痕迹。

以赛亚·伯林在《扭曲的人性之材》中说：“按照杰出的美国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表述，这一概念就是：人是一种有本性的存在，一种‘和牛顿的宇宙一样永恒不变的’人性。”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说：“在方法论上，民族学家应放弃自己文化背景的偏见，全身心投入他们所研究的社会，评估其内在逻辑。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倡‘深描’；他认为，不同社会只可解说，不可互比，不分轩轾。”

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泰斗费孝通也深受格尔茨启发：“格尔茨批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格尔茨认为社会现象不仅仅是行为性的……如果文化是社会人试图理解自己所处身的世界的产物，如果人类学家要想弄懂一个文化，那么他们就必须把自己放在同一个意义体系之中。”

著名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在《20世纪思想史》中，专门探讨了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格尔茨是人类学家、文化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提出，我们只能掌握基于空间和时间的‘地方性知识’，别的文化和社会应该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去理解，而不能以我们的方式去理解。”

《文化的阐释》在研究方法、视角、范式上的突破和创新，广泛延伸至历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等诸多领域。其最大的贡献，便是“浓描”（曾译为“深描”）这一概念。

格尔茨认为，文化并不驱动人类行为，相反，文化是一个符号的网络，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意义何在。“浓描”不仅阐释行为本身，而且说明产生某种行为的环境，因此，进行“浓描”是人类学家最基本的任务。格尔茨通过细致入微的田野观察捕捉那些看似琐碎但充满意义的文化现象。这种方法强调情境性和整体性，成为后来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范式。

暌违25年，全新中译版归来

《文化的阐释》具有非凡的地位与意义，在译林社品牌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启动时，就精心选择了它作为译丛引进出版的第一本书。从此，《文化的阐释》在中国影响了一代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探索者。

“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刘东感叹本书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突破性改变：“这本书的出版，曾经给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带来了视角和范式的突破，促进了对中国本土的、地方的文化的描述与分析，很少有单本著作——更不要说是人类学的著作——能带来这样大的跨国影响。”

暌违25年，译林社再度推出这部著作的全新中译本。新版由甘会斌、杨德睿两位专家学者进行全文重译。甘会斌是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教于西南大学，译者杨德睿是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博士，现任教于西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对格尔茨思想的深刻理解，他们以严谨而流畅的笔触，将格尔茨精妙的思想和灵动的文字完美呈现给读者。

新译本修订关键概念译法，改“深描”为“浓描”（thick description）。甘会斌在译者手记中解释道：“深描”引向对“深层（结构）”的不自觉联想，而那是格尔茨批之不遗余力的列维-斯特劳斯式唯理智论的核心假说……“浓描”的“浓”是指意义的浓厚、稠密，不在资料的多寡……

新版新收录了作者本人千禧年版自序，以及文化史领军人物罗伯特·达恩顿对“一代宗师”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深情追忆。

微观历史学大师王笛教授对初读格尔茨时的感悟印象深刻，他曾说：“多年以前，我刚接触到微观历史，他那篇关于印尼巴厘岛斗鸡的人类学研究，让我眼界大开，反复研读，懂得了那些所谓‘无意义’的活动，其中有许多奥秘有待我们去发现。”

多年后，《文化的阐释》新版出版之际，王笛教授再次倾情推荐：“这本书不仅是文化人类学的经典之作，更是对人类心智与文化相互作用的深刻剖析。格尔茨以其独到的视角，揭示了文化作为人类经验的重要框架，探讨了宗教、仪式及意识形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观与社会结构。本书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认识到，文化并非静态的存在，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体系。强烈推荐这本书，从中读者能够领悟文化的复杂性，更让我们思考文化与权力的微妙关系，在字里行间找到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与力量。”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