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周”昭明书会论坛第二场在浙江桐乡乌镇举行。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宁夏作协副主席马金莲，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作家蔡骏、马伯庸、石一枫围绕《青年作家漫谈》一题，共同探讨当代青年作家相对前辈作家所面对的新变化、新机遇和新挑战。本次论坛由中国作协主办，浙江省人民政府、桐乡市人民政府协办。

真实的生活是最重要的采风

很多前辈作家在写作前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实地采风，在信息时代，作家收集素材的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能不需要去现场，就可以收集到大量相关的信息。青年作家如何平衡信息科技与传统方式之间的矛盾？

蔡骏表示，自己或自发或通过活动参与过很多采风，在采风中颇有收获，但他也认为：“对作家而言，生活是最重要的采风。”“我们每个人本身就在生活之中，平时的生活、工作、写作都应该扎根在土地之上。在这个基础上，注意专业性、行业性、地域性、资料性的内容，才能够帮助我们写出更好的作品。”蔡骏强调，作家创作的土壤首先来源于自身与生活的关系、与这片土地的关系、与这片土地上人民的关系。

这个话题让马伯庸想起了两位女作家：中国的迟子建和日本的山崎丰子。“在《古纳尔河右岸》的后记中，迟子建表示，她离那个地方越远，越写不出来，最后她一定要回到原址所在，才能写出这样一部史诗般的作品。日本的山崎丰子为了写作呈现战后日本商界斗争的《不毛之地》，一个人在中东待了两年。”在马伯庸看来，文学的核心必定是感性的，这种感性没办法用严谨的语言来表达，一定是你亲自到了这个地方，才能体会到这种很难描述的感觉，“所以尽管我没办法去唐朝采风，但我去了很多次西安，去了很多博物馆和古迹，感受残留的盛唐气象。”

在李修文看来，短视频同样呈现了这个时代人们真实的生活处境，作家是通过短视频还是切身体会获取资料，完全取决于作家不同的情况。对他本人而言，他还是习惯通过具体的环境产生真切的感受，“很多作家最后写不动，完全毁于作者对作品的不信任，只有真切地走进一块地域，和这块地域上的人们建立更加深切的关系，才能建立写作过程中的信任感。”

马金莲表示，她会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工人砌墙、做家具的视频，了解他们工作的步骤和细节，作为日后写作的储备。她承认科技在了解其他领域中的便捷性，但她同时认为科技带来的知识都是间接或片段性的，“把素材变成自己要写的东西，还是要把作家放到场域当中去，作家要很深入、扎实地到生活中去，变成其中的个体，才能把生活吃透。”

石一枫看来，文学组织可以为作家创造丰富生活的机会和条件，但有些事情是外界无法帮忙的，那就是作家对生活的热情。“作家是对别人的生活特别有热情和好奇心的人，他要研究别人，没有这种热情，采风也没用。”石一枫同时强调，当下很多短视频上呈现的生活也是一种表演，还需要作家的反复考量和怀疑，才能将热情转变为作品。

作家创作时不宜考虑影视改编

当下，有很多作家的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根据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改编的电视剧就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几位青年作家又如何看待文学的普及性与和文学性之间的关系，在创作时是否会考虑影视改编的可能性。

蔡骏坦言，自己在写作时一般不考虑影视改编相关的问题，“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有不同的逻辑和评判标准，改编成功的影视作品，不一定来自于优秀的文学作品。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难道一定要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标准吗？”蔡骏认为，作品中如果存在适合改编的元素、结构、人物，是一个自然的创作过程，而非人为设定，“否则创作成了一种流水线的设计，给AI设定参数，也许比作家写得更适合改编”。

马伯庸也曾直接参与影视作品的创作，根据他的经验，文学与影视之间存在着诗话语言和视听语言的区别，在转化的过程中有巨大的变化，也有一定的损失。“小说和编剧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我主张的观点是小说家不光不应该考虑影视改编，也做不到，写法截然不同的。作为小说家，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专业范围内做到最好，影视改编交给专业编剧、专业导演、专业演员去演绎。”

李修文做过编剧，深度地介入过一些影视作品，他表示，一些改编的影视作品中的文学性其实是最吸引他的地方，但也不要在影视作品中太过于强调文学性，“因为电影有自己的主体性，电影的主体性绝对不是文学，工业手段、媒介传播等特质，共同建立了属于电影的主体性，所以在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时，还要特别小心。”

马金莲认为，影视改编对文学作品而言，是另外一种演绎手段，视觉传播能够让更多读者有更多机会迅速了解一部作品。马金莲目前尚没有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她表示自己并不是很在意，“我首先得把自己端得稳，我是写文学作品的，我就心无旁骛地去写，我的所有心思都在这里。”

“影视和文学其实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形式、目的来研究人、表现人。”石一枫强调，文学行业的从业者没必要把自己的行当看得太高，他有时看一部小说，刚看了开头就能猜到结尾，但某些优秀的电视作品，不看到结局他都猜不透走向，“不能单方面宣布自己行当的水平高，必须得用工作成效来证明，这个对作家和各个行业都很重要。”

面对ChatGPT，人类的优势何在？

今年ChatGPT的出现一度引发热议，青年作家们又是如何看待科技对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

蔡骏认为，来源于新的生活的素材和创意，依然是属于人类作家的优势，“目前的AI仍然是基于数据库产生内容，基于看到的素材和生活，而没看到的生活、素材和创意，仍然是属于人脑作家的能力。同样的，一个作家如果一直在使用已知的创作和套路，很有可能被AI取代。创作者应该不断用新的创意和素材，走出舒适区，追求突破，也许能够永远走在AI前面。”

对这个问题，李修文却持有一种悲观态度。据他了解，ChatGPT的技术每天都处于更新中，“今天它无法取代人脑，有一个可能，目前的算力，或者说对数据的利用能力还不够，全球几十亿人美学趣味的选择、道德伦理的选择等内容，完全有可能都成为数据模型。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短时间之内不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可能没有它的想象力走得更远、走得更丰富和更复杂。”李修文坦言有生之年很有可能作家这个职业就消失了。

在ChatGPT和人类原创性的竞争中，石一枫同样不感到乐观，但他提出一种有意思的设想。也许AI已经在原创性上超越人类，但人类会共情作家的“手工”，就像现在手工制品比流水线生产的商品贵。同时，他也提出，如果有一天人类认同并共情AI是另一种智慧生物，未必见得是一件坏事。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张垚仟 文/摄

（校对 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