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名字，中文读者并不陌生，即便没看过她的小说，也大多知道梁家辉主演的电影《情人》，或听过那句：“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情人》之外，身为作家的杜拉斯有着更多维的面向：她关注战争、殖民、种族歧视等社会议题，曾加入法国共产党，参与“五月风暴”等群众运动，参与为女性争取权利的各种活动；她写电影剧本、拍电影，同时还写时评、书评和新闻。

今年3月，中信出版·大方推出四本杜拉斯的作品：《就这样》《战时笔记和其他》《外面的世界I》《外面的世界II》。四本书并非作家的代表作，但一定程度上补足了杜拉斯在中文世界的形象。《战时笔记和其他》呈现了作家早期的想象世界，《就这样》是杜拉斯临终前留给这个世界、留给她的“情人”最后的话语，两本《外面的世界》则呈现了杜拉斯关照外部世界的一面。

杜拉斯出生于1914年4月4日，恰逢作家109岁诞辰之际，近日在南京先锋书店，《就这样》《外面的世界Ⅱ》的译者黄荭、学者傅元峰和四本书的编辑张引弘，共同进入杜拉斯的写作世界，解读她的多维面向。

△分享会现场（左起：张引弘、黄荭、傅元峰）

反复书写的“情人”：作家的自我疗愈

实际上，“情人”的形象曾多次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杜拉斯的写作中：《战时笔记及其它》中，情人里奥长相丑陋、满脸麻子、低声下气、动作笨拙，杜拉斯十分嫌弃他；《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若先生是富有但精神世界一片荒芜的浪荡子形象；《情人》中的“他”苍白且懦弱，而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他”更高大威猛，更加成熟。为什么“情人”的形象会在杜拉斯的写作中反复出现且变化？

黄荭认为，“情人”形象的变化一方面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变化有关，另一方面，“情人”的故事是杜拉斯少女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从“创伤写作”的角度来说，她通过重复书写，完成自我的心理疗愈。

△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

在《战时笔记和其他》中，情人的形象并不明晰，杜拉斯并没有写他是一位中国人，只提及他是一位富有的种植园主，“说话的声音里带着异国他乡的味道”。1949年出版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女主角苏珊与若先生之间发生的并不是爱情故事，而是纯粹的“金钱”故事，贫穷的苏珊及其家庭为了获得若先生的财富而接近他，“情人”重回杜拉斯的写作视野，也与西方社会对新中国成立的关注有关。1984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再次与世界接轨，伴随着女权主义的发展以及反殖民主义书写的成熟，杜拉斯在《情人》中又有了重新的诠释。1991年，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国际形象更好，而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情人”的形象也更高大勇敢，甚至带有“霸道总裁”的意味。

△ 南京大学教授、译者黄荭

“情人的故事随着时间流逝，慢慢重新回到记忆中，这个故事或者说记忆本身也在发生变化。”黄荭说，“通过形象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杜拉斯把一个金钱故事转变成了一个真切的爱情故事。1984年的《情人》里，她还说‘这就是爱情，但是是糟透了的爱情’，1991年的版本，就成为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爱情’。这样的转变，也是她自己的心理疗愈。”

而在傅元峰看来，杜拉斯是一位反情节、反形象、反故事、反传记的作家，她曾多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写作，就是让写作自行完成。也就是既知道也不知道要写什么。”“每天，一本正在写作的书都会改变方向。应该跟随它……”傅元峰认为，杜拉斯从没有写过爱情故事，她在写作中展开的是自己感受到的混沌的世界，“情人”仅仅是杜拉斯使用的一个写作符号，“杜拉斯可以凌空蹈虚地抛弃事件情节、爱情八卦，让它们存在，只是她知道存在一些理解能力比较低下的读者。杜拉斯完全可以通过片段式、语录体的叙事，保持着生死混沌也爱恨混沌的世界。”

△ 南京大学教授、诗人傅元峰

杜拉斯的内外世界：审美精神与正义良知

法国作家有介入的传统，杜拉斯以私人写作闻名，她也有介入现实的一面，有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两本《外面的世界》收入了杜拉斯从1957年至1993年间写的报刊文章、序言、书信、随笔。哪怕是关于“外面”的世界的写作，也带有鲜明的杜拉斯的文字风格。在《外面的世界I》的前言中，杜拉斯这样阐述自己的新闻理念：“没有不涉及道德的新闻写作。所有的记者都是伦理学家。这绝对无可避免。”“从来没有客观的新闻写作，没有客观记者。”

“文学还是会切入杜拉斯的新闻写作当中。杜拉斯的写作，她的‘外’并不是那么得‘外’，她的‘内’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得‘内’。”黄荭认为，杜拉斯的新闻写作不同于普遍意义上的新闻写作，一般认为新闻是真实客观发生、被认为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故事，这也是男性新闻写作关注的领域，杜拉斯属于比较典型的女性新闻写作，“她有非常独特的视角，因为她是在法属殖民地这样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实中浸润出来的孩子，她势必会对社会弱势群体、对不公正社会现象特别有感触。”在《外面的世界》中，杜拉斯采访囚犯、文盲、老人和小孩，“最触动我的是，杜拉斯的很多视角是被我们漠视的视角，而她关注的人群也常常是被忽视的人群。她看到了、听到了，然后去访谈了。”

△活动现场

傅元峰认为，杜拉斯的内在写作和外在写作的区别，实际上是她个人审美精神与正义良知的体现，“她的内在写作其实是个体与外面的世界，通过一种混沌的感受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致力于描绘晦暗不明的事件，实际上走向私密性；她在新闻写作中同样也保持着美的个体，但走向的是公共性，最终是可以说清楚的。”在傅元峰看来，《战时笔记和其他》《就这样》是杜拉斯对于自我与世界之间混沌关系的不断重写，这种重写并没有加深清晰性，而是更加混沌，成为混沌一团，这是作者关于世界和生命的真正的美的理念，而两本《外面的世界》则体现了美的良知。

在某种程度上，杜拉斯的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也是混沌不清的，她曾经说过：“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字里。”在黄荭看来，文学侵入了杜拉斯的现实生活，杜拉斯的终极目的或者说她真正的情人其实是写作。杜拉斯一生中有过很多情人，也和很多情人共同写作或编剧，扬·安德烈亚是杜拉斯人生中最后一任情人，“在日常的照顾关心之外，他们之间最关键的关系，其实是文学关系：一位作家和作家文字崇拜者之间的情感关系。杜拉斯留给最后一任情人的遗言，是你要继续写。”

中信出版·大方本次推出四本杜拉斯作品，书封组合在一起，正好是一幅杜拉斯的完整画像。黄荭表示，在普遍意义上，杜拉斯与《情人》划上了等号，局限在女性写作或身体写作的狭小的阅读空间内，“但这四本书呈现了另一个面向的杜拉斯，希望能够打破《情人》的魔咒，在中文世界中呈现杜拉斯的更多面、更立体的面容。”

△《就这样》《战时笔记和其他》《外面的世界I》《外面的世界II》

中信出版·大方

《情人》包含了杜拉斯式的文学研究

上个世纪80年代，杜拉斯的作品被陆续译介到中国，仅1985和1986年两年，便有六部《情人》中文版面世。黄荭曾于2006年提出“杜拉斯神话”这一个概念，用于概括中国公众对杜拉斯及其作品的痴迷现象，关于杜拉斯的研究和评论也层出不穷。那么杜拉斯本人如何看待文学研究和评论？

在《外面的世界II》的《读在火车》一文，杜拉斯这样阐述她关于文学批评的看法，她说自己从不读文学批评，只读文学，有时候她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一本书的批评的时候，会觉得跟她读的不是同一本书，她说“批评的功能，尤其是书面的、报刊的，就是扼杀所评论的书。为了让书不妨碍评论，评论会让书禁止，让书沉睡，把书从评论中分离出来，扼杀它，于是书就和书中的故事在阅读时一同死去了。”

“对杜拉斯的文学研究，我们比不过杜拉斯本人。我觉得关于她的最好的解读都来源于她本人。”黄荭坦陈，越研究杜拉斯，她有时候越不想写相关的文章，“在《情人》的文本中，杜拉斯就说‘我人生的故事不存在。这不存在。’读者其实已经进入到她想告诉你的、她用文学建构的世界中了。她已经跳出情节，给了读者一把解读的钥匙，她在所有的文本中其实都给了读者一把打开无限阅读可能性的钥匙，有的时候读者没有找到这个钥匙而已。”

黄荭表示，她本人其实并不喜欢学院式的文学研究，“文学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方法论，套用理论进行分析，剖开了文字肌理的部分，这并不是真正热爱文学的方式，也是杜拉斯特别排斥的解读方式。真正好的文学评论，或者说打开文学的方式，其实就是让自己沉浸进去，在阅读过程中，与作者进行精神上的交流。”

对此，傅元峰也有同感。他认为，真正好的文学评论可以被当做文学作品来阅读的，《情人》文本中就包含了杜拉斯式的文学研究，杜拉斯的创作是基于她的文学研究而非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所展开，杜拉斯那些被称为文学作品的文本，无一例外也都是非常好的文学研究文本。“当代中国的文学评论99%都可以被chat GPT取代，现在大学中从事文学研究的，压根不能创作，也不懂诗歌，只能跟在一些庸碌的所谓名作家或者明日之星后面附和。这导致了一种非常畸形的文学生态，这也是杜拉斯留给我们的遗产和启示之一。”傅元峰说。

现代快报+记者 张垚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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