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行中，赵宪章的直性子和犟脾气大家多有体会或耳闻。他从来不为了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掩饰观点见解上的不同，更不肯在学术原则上轻言妥协，被外省朋友称作 " 山东人的标本 "。

在给学生的一本书作序时，赵宪章分享了多年学术研究的体会：" 在设计自己的‘转向’时，要处理好‘顺手’和‘应该’的关系。所谓‘顺手’，就是更多地参照既往学术积累，延续自己比较熟悉的论域；所谓‘应该’，就是更多地考虑学术价值，选择自己虽不熟悉却更有意义问题。大凡有责任心、有出息的学者，肯定会选择后者。这就是我一直倡导的‘登高山’而非‘走平路’的治学路径，‘著作等身’‘以量取胜’不是最佳选择。"

厚积而薄发，近几年，赵宪章的文学图像论研究开始进入 " 收获期 "。先是他担任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获得了国家出版系统的最高奖项——中国出版政府奖，后是新书《文学图像论》入选学界权威的 LEXIA 国际符号学丛书，英文版在意大利出版，中文版也将在今年出版发行。

收获之余，他保持着难得的犀利和清醒：" 一个学者，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老朽学者要懂得量力而行，不要再搞什么‘工程’之类——自己挂名别人干，一大拨人围你转。不以年轻人的劳作为牺牲品，是一切‘老有所为’的前提。"

△赵宪章

山东聊城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历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教育部中文学科教指委文艺理论组组长等。主要从事形式美学研究，推举 " 通过形式阐发意义 " 的学术主张；目前的兴趣在文学图像论，任《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总主编。主要论著有《文艺学方法通论》《西方形式美学》《文体形式论》。

难忘的鲁西故土

谈到故乡山东聊城莘县，年过古稀的赵宪章忍不住落泪。他说："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之所以能幸运地上大学，是因为我幸运地生长在那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故土。"

和许多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人一样，赵宪章在一个轻视文化的年代度过了少年时期。如果不是父亲坚持，初中毕业后的他很可能会选择参军。过了几年，不出赵父所料，高校开始以推荐加考试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经大队推荐，赵宪章参加了大学招生文化考试，因为一直没有中断学习，他的成绩高居榜首。就在欢欣鼓舞地期待录取通知书时，以工农兵身份应考的赵宪章却被通知要重新进行政审。得知审查人员要来，乡亲们早早就等在村口，异口同声地告诉审查人员：" 宪章是个好知青 "。

" 我现在对家乡的印象还是 40 年之前，人和人非常有情义，特别是农村。我那时候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南大来读书，老乡给我送行，把我送到好远。他们没有送我礼物，都是煮了一些鸡蛋。9 月份天气热，坐的火车是慢车，先坐 5 个小时汽车到济南，从济南到南京又要十几个小时，到了南京以后鸡蛋都臭了。我们家是地道的鲁西农村，那里的质朴让人难以忘记。"

赵宪章做起学术来也有鲁西之风，质朴中带着倔强。留校任教后，因为工农兵大学生出身，总能听到质疑声，他以埋头苦读作为回应。

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赵宪章留校任教直至退休，一直在南京大学，但是对家乡始终保留着深厚的情结。退休后，赵宪章谢绝了许多大学的高薪聘请，唯独答应了去聊城大学文学院做顾问性质的特聘教授，原本丰富的藏书也都大半捐给了聊大，" 留下来的这些书，以后也准备捐给他们。"

21 世纪是 " 文学与图像 " 的世纪

从马列文论到文艺学方法论，从形式美学到文体研究，再到最近的文学图像论，赵宪章学术道路上的每次转向似乎都是 " 急转弯 "，但在他自己看来，这不过是 " 顺藤摸瓜 "：之所以选择研究形式，是意识到这是中国文艺理论最缺乏的，所以也是最需要的；后来把形式美学落实到文学理论上来，就开始研究文体；做文体研究过程中又发现了 " 图文体 "。

顺着学术理路的藤蔓，赵宪章又摸到了 " 文学图像论 " 这片不小的 " 瓜田 "："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研究。如果说 19 世纪关注‘文学与社会’，20 世纪关注‘文学和语言’，那么 21 世纪就是属于‘文学与图像’的世纪。"

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古人的诗意画和题画诗。同一首诗，为什么不同时代、不同画家具有不一样的 " 图说 "？为什么诗意画受到画史青睐，题画诗在诗史中却不受重视？赵宪章用符号学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这种 " 非对称 " 的效果其实来自语言和图像两种符号的不同功能：语言是实指符号，图像是虚指符号，当二者共享同一个文本时，意义相对确定的语言更为强势，处于主导地位。

根据赵宪章考证，小说插图起源于唐宋民间的 " 立铺讲唱 "。当时的民间艺人在人流熙攘的市井设摊，为了挽留观众驻足听讲，演员会事先准备一些画图，演唱的时候一边指着绘画一边讲唱。民间讲唱演化为宋元话本，然后演化为明清白话小说。这一演进过程不仅仅是文本，也包括图像在内。关于诗意图，例如《赤壁图》，如果没有相关文字标记，人们就会认为是一幅普通山水画。小说插图完全不同，三顾茅庐、林冲火烧草料厂、黛玉葬花、三打白骨精等这些插图，即便没有文字标注，熟悉小说故事的读者也会认出它所图说的故事。

到了现代，在科技的支持下，图像开始迅速 " 逆袭 "，从手绘到机绘再到数绘。如果说诗意图这样的手绘图像让人流连忘返，那么，以影视剧为代表的机绘图像就有可能令人着迷。计算机问世之后出现了数绘图像，包括电子游戏在内的数码图像大行其道，直至今天所说的 " 元宇宙 "，图像的表意功能越来越强大，其诱惑力已经超过了人的自控能力，以至于使人患上 " 网瘾 " 而不能自拔。如果有一天通过意念可以实现人机对话，图像对语言的僭越将愈演愈烈。

这是因为，语言基本搭不上科技发展这列快车，麦克风、互联网的出现，只是为语言表意提供了方便，使其传播得更快、更远，与语言表意的功能无涉。这样一来，文学的边缘化在这一层面也就解释得通了。" 除非人为干预，否则这种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观察到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赵宪章意识到研究语图关系的必要性：" 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前所未有！人文学术应该对此做出回应：长此以往，人类的语言、思维、文化将会怎样？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个立场去观察‘图像时代’，必须秉承这样一个胸襟从事‘文学与图像’研究。"

" 横竖撇捺留我痕 "

某年给学生的毕业题词中，赵宪章写下这样一段话：" 学问者，真诚而已。视其为木拐者，可登高望远；视其为友朋者，可相伴终生；唯视其为己之宗教者，方达至境。"

到了晚年，赵宪章依然步履不停。在 " 文学与图像 " 的关系研究中，他进一步发现了 " 文学与书艺图像 " 这个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的问题。所谓 " 书艺图像 " 就是书法。文字书写的本意是实用，怎么成为艺术了呢？赵宪章再次进入新的领域，越深入越觉得其中奥秘无穷：" 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概念都是西方的，唯独在书法研究领域，西学似乎还没有进来。这和所谓文学理论的‘失语症’不同，我认为这是中国书法研究的不幸，为什么？你不接受西方的，不接受现代的，你就没有办法与世界对话。你讲的一套一套的中国古代关于书法的这些概念，什么一点像‘高山坠石’，一横像‘千里阵云’ …… 完全靠比喻、隐喻去揭示书法的内涵，会使老外听着一愣一愣的，他不知道你们怎么把这一点和高山坠石能够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认定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它就必须和世界艺术理论接轨。"

如何让中国书法理论与世界艺术理论接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让二者榫卯相合的接口，赵宪章找到的接口是现象学。文字书写使语言成为可见，而现象学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本质直观，因此，借鉴现象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书法是很适合的。由此生发，有望重建具有现代意义的、能与国际艺术交流的书法理论。

" 我已经用了十年时间，未来还准备用十年时间，如果我的身体条件允许的话。现在我已经这么大年龄了，但是这个方向是明确的。从此，除了这个事情以外，我不再做其他事情。" 为了更深入研究书法，赵宪章拿起了此前几十年都没碰过的毛笔。前不久过年的时候，他提笔为自己写下一首小诗，悬挂在每天伏案的书桌对面：

花甲问学始辨真，豁然眼见道行深。古稀回首经十年，横竖撇捺留我痕。

■对话

有些作家心目中的读者是导演

读品：很有趣的是，您提到图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作家的创作方式和表现手法，例如鲁迅等作家的 " 现代转型 " 就深受图像文化的助推和影响。所以鲁迅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使用很多描述性色彩词是一种现代性的表现吗？

赵宪章：我很少用 " 现代性 " 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不具有确定性。实际上，从传统来说，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 " 隔与不隔 "，意思是说尽管是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是能让我如在目前。它是古已有之的，也是中国文学所提倡的一种东西。就现代性来说，它也不是完全不能够挂上钩。因为文学图像在现代是和当时的启蒙以及文学的大众化联系在一起的。包括鲁迅在内的作家，包括革命文学、延安文学在内，都非常重视文学的图像化，它的插图、宣传画。所以其中有一个文学的群众化和平民化的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应该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

读品：当下很多文学改编影视剧会对作家创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赵宪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做文学图像研究一段时间以后深有体会。没有影视改编之前，作家创作就是为了读者，特别是中国的明清小说和 19 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影视改编出现之后，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你可以发现我们中国有很多作家的小说好像在写剧本，或者说他非常注重空间的描绘。此类小说的思想性和故事性反而不如以前了，但是他非常注重感官的可见性，所以这不能不让我们怀疑他心目中的并不是读者，而是导演。这并没有褒贬的意思，只是写作的观念、写作的方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读品：您推举 " 通过形式阐发意义 " 的学术主张，说这是对中国传统的 " 文以载道 " 文学观的一种叛逆。为什么今天的研究者需要重新发现和重视 " 形式 "？

赵宪章：这个问题很重要，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弥补中国文论之不足，中国传统文论主要受 " 文以载道 " 的影响比较大，也有很多形式方面的研究，包括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等，但这些属于技巧，和现代意义上的 " 形式 " 不一样。这并不是否定 " 文以载道 "，而是想取人所长。另一个考虑是，20 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之后，形式被凸显出来了，在我们中国是 80 年代之后。如果说传统 " 文以载道 " 的观念和方法，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 80 年代之前的文学还有效的话，用它来研究现代主义文学，或者中国 80 年代之后的文学，就有可能力不从心了。因此，关于形式的研究应当受到重视。

现代快报 + 记者 姜斯佳 白雁 / 文 牛华新 苏蕊 /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