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790公里的大运河江苏段是大运河河道最长、遗存最丰富的区段，3项运河考古成果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江苏因水而兴，运河就是她最鲜明的符号。寻脉千年，我们从运河故道遗址出发，以水走笔，触摸运河的原点，探寻水韵江苏的脉搏。

城依河而建：古城源流，运河走笔写为“人”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万里长城勾勒“人”字的一撇，大运河走笔，写下“人”字的一捺，持续哺育沿岸城市，描摹文明变迁的脉络。

《左传》记载：“秋， 吴城邗， 沟通江淮。”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开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作为大运河开挖第一人，夫差这一锹，凿出了古扬州城数千年的辉煌。

城依水而生，人因水而聚。昔日吴王修筑的邗城，就在现今扬州蜀冈，即自六合、仪征县界往东，凸起的一冈。这里也是扬州文脉的发源地。唐代，扬州于蜀冈上建子城，下建罗城。据《唐阙史》所记，夜晚灯火辉煌，“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后人常以“扬一益二”来形容。

大运河生长的第二个节点在1400年前，隋炀帝下令开凿隋唐大运河，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运输生命线。“隋炀帝继位之后，以洛阳为中心开通了永济渠、通济渠、江南运河，把五大水系连接起来，也把中原大地和北方、江南连接起来。这条大运河既是经济命脉，也是文化交流的通道。”扬州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束家平说。

“扬州政治地位的提高，也与隋炀帝关系密切。”原扬州文物局长、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主任顾风表示。

“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写尽隋炀帝对扬州的深沉情愫。2013年，曹庄遗址出土了一块石灰岩的墓志铭，刻有“随故炀帝墓志”“惟随大业十四年太岁戊寅三（月十）一日帝崩于杨州江都县”等字样，隋炀帝墓终在扬州重见天日。

2014年，扬州牵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多个遗产点、河道入列《世界遗产名录》。2022年4月，在断流百年之后，全长近1800公里的京杭大运河首次迎来了全线通水。2024年，隋炀帝陵遗址场馆向游客开放，见证扬州千年城市变迁。

此外，下邳故城、溧阳古县等城镇遗址，也见证大运河主干和支线交织成网，蕴养江苏沿岸诸多城市。

依水而兴、与人共生，镜鉴历史的大运河，正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水韵江苏的底蕴，讲述着源远流长的城市发展史。

业缘河而兴：漕运千年，南船北马见繁华

“漕运是经济，也是政治。漕运是历史，也是传说。漕运是制度，也是生活。漕运是一个民族行走在水上的智慧和故事……”中国漕运博物馆的一面墙上这样写道。

“漕运”，即利用水道调运公粮。淮安因漕运而兴，历来是“南船北马，九省通衢”的战略要冲，也是漕运指挥、运河治理、漕船修建、漕粮储运以及淮北盐集散“五大中心”。

运河沿岸古迹遗址的发掘，折射大运河淮安段数百年沧桑变化。例如，在明清时期市镇遗址板闸镇的考古中，发掘院落基址、道路、水沟、古河道和墓葬等遗迹，出土各类器物3000余件，大多为完整器。遗址布局规整、结构分明，以两条十字相交的主干道路及两条平行分布的主干沟渠为轴，整体呈西北—东南向分布。出土器物以餐饮厨具为大宗，蕴含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市井风尚。种种发现，反映了大运河沿线市镇发展、人地关系演变与河道治理与变迁。

漕运兴业，“黄金水道”贯通南北运输大动脉，让产自苏州的金砖通过漕运铺设在紫禁城的大殿里。“清代金砖烧制兴盛时，苏州有72户人家、78个窑址为皇宫烧制金砖。南宋时的皇家陶器、明清时运往北京的金砖都是由元和塘古窑烧制，通过运河运输。”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管理办副主任沈梦婷介绍。

2023年3月，元和塘古窑遗址被确认为南宋“平江官窑”所在地。也是目前苏州已发现的古窑遗存中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面积最广、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窑业遗存。12月，入选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第一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认定及立项项目名单。

此外，大运河还将江苏生产的盐通过漕运输往全国，见证着两淮盐业依傍运河而兴的历史。例如，位于盐城市东台市的缪杭遗址，考古发现揭露出与盐业生产中引蓄水、淋卤等工艺流程相关的遗迹现象，为江苏首次较为完整揭露的一处唐代盐业生产聚落；盐城市大丰区的后北团遗址，是一处自南宋延续至明清的制盐聚落，首次在江苏通过考古发掘完整揭露出一处明代盐灶。

业缘河而兴，南来北往，互通有无，大运河见证着江苏地区的商贸与生产的繁荣。今日的江苏，正赓续经济辉煌，挑起全国大梁。

文因河而盛：水脉通衢，蕴养千秋文脉

以水脉养文脉，运河悠悠，塑造出水韵江苏的人文底蕴。

“大运河加强了南北文化的沟通，促进了华夏文明圈的紧密联系，开启了一个跨越2500年的奇迹。”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表示。

运河的开挖和使用，联通了洛阳、西安、开封、杭州、北京、南京中国六大古都。

2023年，南京西街遗址发现3100多年前商周时期的“长干古城”。“长干古城”由一处中心台地以及台地外围环壕、墙基与门道、水井、猪祭祀坑等与筑城有关的遗迹组成，这标志着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取得重大进展，也将南京建城史前推600多年。

作为运河分支上重要都邑，南京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阐释，正通过考古文明探源讲述着“何以南京”的故事。

同样被运河水脉蕴养的古迹遗址，还有镇江的铁瓮城遗址。镇江最初因军事而兴。建安十三年，孙权将治所由吴（今苏州）迁于京口（今镇江）并“筑京城”，城“周回六百三十步，内外固以砖壁，号铁瓮城”。

“京口”，顾名思义，为把守运河之口。自隋朝贯通大运河，镇江城也从江南运河的起点升格为大运河与长江航线的交通转运枢纽，南来北往，楼船远渡，络绎不绝。

水韵绵延文脉，京口也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著名“打卡”地。“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北宋诗人王安石在瓜洲渡旁写下名篇《泊船瓜洲》，抒发对故乡的怀念与政治抱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无独有偶，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在此写下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为京口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运河也在塑造华夏文脉与精神，不断诠释着“何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和大运河运的不仅是器物，对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传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单霁翔表示，鉴真六次东渡，数次从扬州古运河启航。最后一次东渡，他也是从扬州运河出发，经过黄泗浦入海，最终到达日本，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传播。

苏州黄泗浦、樊村泾等港口遗址实证了大运河连接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明的传承发展和交流互鉴。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2500年的运河。我们要让它继续活着、发挥作用，传承给子孙后代，让它成为活态的文物。”单霁翔说。

时过境迁，涛声依旧，大运河沿岸的遗址也依旧在书写运河的千年史诗。

（荔枝新闻中心记者 方紫薇  视频部分素材来源 肖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