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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闪亮的坐标】何典成:坚贞不屈 风骨屹立的革命英雄

编者按 又到一年清明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天既是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的日子,也是全民族寄托共同的哀思,祭奠英雄、缅怀先烈的日子。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习近平总书记曾如此评价英雄。在今年清明节到来之际,中共山西省委网信办、中共山西省委讲师团共同推出最闪亮的坐标——“坚定不移跟党走 革命精神永相传”主题网络宣讲活动。宣讲讲述的英烈英模,有著名的抗日英雄,有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有血沃抗美援朝战场的全国战斗英雄,也有在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为国捐躯的亲兄弟。讲述者们,他们既是英雄的至亲,又是英雄故事的讲述者,更是英雄精神的传承人。让我们在他们的讲述中重温英雄事迹,汲取精神力量。

本期讲述人物:何典成 宣讲人:何文祥





何典成

何典成,男,1914年生,运城市盐湖区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至1934年就读于运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卢沟桥事变后,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先后担任地方游击队指导员、永济中小学校长、晋南中学领导人、永济虞乡中学校长等职,长期参与敌后抗日战争,领导白区的宣传、支前工作。1947年运城解放前夕,何典成领导学生支援解放运城战役,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怀念我的父亲

宣讲人:何文祥

我叫何文祥,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今天,我要把我父亲和他战友们的故事讲给大家,也把在心底埋藏了64年的一份怀念说出来,说给我从未曾谋面的父亲听。

我的故事,要从七十三年前说起,从运城解放前夕发生在河东大地上的一桩惨案说起。

1947年10月,解放军打响了第二次攻打运城的战役。盘踞城内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不甘灭亡,一边疯狂反扑、负隅顽抗,一边大肆残害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当时他们制定了处决条件:凡是党员的、凡是班长以上的、凡是老解放区的、凡是干了两年以上的,一律屠杀。为了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他们都是在半夜,把革命志士用麻绳捆上、用破布堵住嘴,用刺刀刺杀后抛进枯井里填埋。

在解放军围攻运城期间,在黎明前的曙光已经照向河东大地的那段时间里,国民党反动集团用极其残忍的手段,陆续杀害、活埋革命志士、解放军战士、爱国人士等多达68人。

他们中,有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胡永康,经受一次次酷刑,在慷慨就义前愤怒地撕碎了敌人的审讯记录;有无数次穿越枪林弹雨,却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棍棒之下的董警吾、张雄;有年仅18岁的解放军排长赵宽虎,还有共赴国难的高源恒、芦庆珠夫妇……他们中,还有我的父亲——何典成。

1951年4月,在4年前实施屠杀的国民党阎匪头目谢克俭被抓获,根据他的交代,人民政府在运城镇茅角巷的一口枯井里挖出了一大堆骨头、一大堆麻绳和一大堆衣服,后来确认,一共是49位烈士的遗骸。被请到现场的爷爷,是因为发现了一个父亲常用的烟袋,才确定自己的儿子就在这一堆遗骨中。

我是1947年1月在阳城县出生的,那时母亲随父亲在阳城晋南中学工作。父亲牺牲后,母亲不愿意给党组织添麻烦,就请党组织派人用一头毛驴,把自己和襁褓中不满周岁的我驮回了老家。母亲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在山路上颠簸了好几天,因为供血不足,回到家后发现我一张小脸和半个身子都是黑青的,据说从此就有了个“黑脸”的小名,而且心脏也因此落下毛病。

直到11岁前,父亲对我而言都只是一位陌生又遥远的英雄,他就好像只是字典里的两个字一样。他长什么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怎么牺牲的?家里人从未提起。以至于今天要讲点父亲的事,搜肠刮肚,也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只知道,父亲从小聪明好学,是爷爷最疼爱的一个儿子。爷爷给他取名典成,是期望他能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所以尽管家里穷,也硬是靠着打饼子供父亲读完了师范。直到去世,爷爷都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最疼爱的儿子、这个被大家称为英雄的儿子。但我觉得,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爱着他。因为我发现,爷爷养了几只鸡,那些鸡蛋只在逢年过节才舍得拿出几个来给全家炒盘菜吃,唯独我是个例外,经常可以吃到爷爷塞给我的煮鸡蛋。爷爷把对父亲的那份爱,寄托在我的身上,这份深沉又无奈的爱,我也是在长大之后才逐渐明白的。

小时候,每年总有那么几天,会发现母亲偷偷掉眼泪,后来追问才知道,那大约是父亲牺牲的日子,但忌日到底是哪一天,谁都不清楚。当我再想追问一些时,母亲总是闭口不言。直到很多年以后,爷爷去世、母亲去世、抚养我长大的四叔去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离死别,我才明白人世间最大的痛,是藏在心里永远都不想提的。可能父亲那个名字在他们心里每默念一次,都会像刀剜一样地疼。

11岁那年,我在库房发现了一个破旧的皮箱,里面有些泛黄的课本,还有一张合影。我拿给母亲看,她指着第一排左四那张年轻帅气的脸说:这就是你的父亲。

上世纪30年代初,还在运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的父亲,就萌发了参加革命的念头。他经常同革命者亲密往来,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爱国学生运动。

1932年,父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少年立志、许身救国。师范毕业后,他一度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先后化名“老五”“子午”,还曾改名“和平”,表明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志向。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鼓励群众参加牺盟会、游击队,抵抗日军侵略。随后,受党组织派遣,父亲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年多。抗大毕业后,又回到运城,在中条山一带参加抗日游击队,担任政治指导员。

一次,游击队被敌人包围在山洞里,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队长中弹牺牲,父亲也身负重伤。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率领部队突出重围,安全撤退。伤好后,父亲重新回到游击队,继续开展抗日斗争。他组织宣传队和剧团,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青年们参军参战。

后来,父亲被组织派往阳城晋南中学工作,在开展教学的同时,对青年学生进行民主抗日教育,母亲也跟随父亲离开了家乡。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她不懂得丈夫口中的革命理想,却会在他们每次开会时自觉地搬一只小板凳坐在家门口不远处放哨,手里时常拿着的针线活儿,多半是给丈夫的那些穷学生们缝缝补补。

1947年,父亲被调往永济虞乡中学担任校长。母亲因为当时待产无法随行,没想到这一次的生离,竟是最后的死别。

1947年9月11日,在太岳军区解放军收复虞乡、解县前夕,因叛徒告密,国民党残余势力策划了“虞乡中学事件”,父亲和40多名进步学生被捕。关押期间,敌人威逼诱供、严刑拷打,却始终没能从我父亲嘴里逼出一丝情报,直到最后被残忍地屠杀。

就是在发现照片的那一天,我第一次从母亲口中知道了这些关于父亲的事。母亲说,因为父亲长期秘密从事地下工作,夫妻俩又总是聚少离多,所以自己对于丈夫的了解,也仅此而已。

也是从那一天起,父亲,不再只是一个陌生又遥远的英雄,而是成为流淌在我身体里的一份精神血脉。在此后62年的岁月里,我好像始终能感觉到有一份特殊的父爱,天天都在陪伴着我。

就是在11岁那年,我要升入完小读书,再也不能被“黑脸黑脸”地叫了,我决定给自己起一个像样的名字。这时候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父亲的名字——何典成。思忖半天,我给自己取名何文祥。文与典意思相近,而成与祥合在一起,则是一个寓意美好的词——成祥。我想用这样的方式,怀念那个从未谋面的父亲,那个据说我和他长得很像,一样都有一头特别硬的头发的父亲。

我9岁时,爷爷去世。上世纪六十年代,抚养我长大的四叔也积劳成疾患病去世。因为给四叔看病,家里欠下1350元的外债。这些钱,在当时可以买两个农家院子,沉重的债务把这个家逼近崩溃。

也许是因为我身上流着英雄的血脉吧!我想,再大的困难也难不过抛头颅洒热血的父亲吧!

为撑起这个家,我初中毕业就回乡务农,后来被派往县里学习兽医,当上了公社的兽医员。我深知能获得这样的机会,不是因为自己比别人本事强,也不是比别人运气好,这是党和国家对烈士家属的关怀,更是人民对烈士的感念!

我始终告诫自己,要像父亲一样做一个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人,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认真钻研、苦练技能,有一次,生产队的一匹大马肠子破了,危在旦夕,我当机立断把手伸进直肠,没有在马肚子上开刀,就完成了医治,引来了在场同事和群众的交口称赞。因为技艺突出,我的工资也很快从最初学徒工的20块钱涨到了32块、52块,9年后,我终于还清了最后一笔500元的债务。那年我34岁,而我父亲牺牲时也是34岁。所以34岁一直像一份特殊的纪念,留在我人生的记忆中。

现在我已从兽医站站长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多年了,住在运城市区的楼房里,冬有暖气、夏有空调,衣食无忧、儿孙满堂,享受着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美好生活。可日子过得越美满,我就越想念父亲,他期望创造的新世界、新生活,他没有看到、没能过上,我过上了,我的儿孙们过上了,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告慰他呢?

我和我的儿女都是最平凡的普通人,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和平年代的我们,也成为不了父亲那样的英雄。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父辈留给我们的那份“以国家为念、以民族为爱,以牺牲小我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的信念,是新时代长征路上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

这份信念,我铭记在心,也时刻提醒我的儿孙们铭记在心,世代相传!

记者 侯津刚 刘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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