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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最小中风险地区”背后 有一群与病毒赛跑的年轻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上海静安区愚园路228号,这个仅包括一家沿街奶茶店和隔壁米粉店的“最小中风险地区”,引起了人们的关心和好奇。这背后有一批与病毒赛跑的年轻人,他们是医护、疾控、公安、社区等各岗位基层人员,还有可爱的志愿者。

     1月13日开始的这轮疫情,与此前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相关,奶茶店的2位工作人员确诊、多人无症状感染。在商业类型多、客流量大的静安区,要做到“陶瓷店里捉老鼠”式的精细化管理并非易事。

     “作为一个普通疾控人,我真没想到面对疫情这么难,3天熬两个通宵的大有人在,而我们还不是最辛苦的。社区转运人员据说5天只睡了10小时……”“上海发布”上一段打动读者的留言,也道出了静安区基层公务员和社区工作者的心声。

     今年21岁、参加工作还不到半年的安徽姑娘陈络,是南京西路街道办事处的一名企业服务专员。1月11日晚,已经下班回家的她接到紧急通知,要求协助疾控部门开展流调,电话询问相关人员的详细地址。任务单不定时派送过来,排查人数从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往往需要在1小时内给出反馈。“其实我们都力争做到立刻致电、立刻反馈。”陈络说:“这是和病毒的赛跑,必须争分夺秒。”



陈络在值班。受访者供图

      此后的5天内,陈络和街道领导、4名居委会工作人员组成协助流调小组,作为组里最年轻的成员,她负责每天晚8点到早8点值班。11点到12点一批;3点一批;5点一批……为避免漏接电话,陈络始终保持“精神紧绷”的状态。“深夜来电”以及她使用的安徽手机号,这两个因素导致她拨出的电话常常无人接听,或者被对方怀疑为诈骗电话,她不得不把自报家门和安抚情绪的话语重复了上百遍。

     即使到了下班后的第二天上午,陈络也没法好好休息,因为许多人早上醒来看到未接来电,都会选择回拨。这几天,陈络减少了和父母联系的频率,因为她知道,妈妈不忍心她熬夜,也会撑着不睡,会问来问去。她说:“确实很累,但在工作中我也感受到成长和担当,当疫情来袭,如果我能为抗疫做一些贡献,就想尽我所能。”

      在静安区彭浦镇,也有一支由35岁以下青年公务员、社工等组成的临时青年突击队,从1月13日晚开始协助流调工作,45人分成3个小组,白天下班后轮流值夜班,致电居民核查居住地址。



突击队员在值班。受访者供图

      彭浦镇党政办的90后基层干部房小懿,是最早开始值班的突击队一组组长。因为疫情,1月12日她就在加班,忙完回家已是深夜12点多,第二天一早接到任务,当晚得继续加班。包括她在内的6个队员留在办公室随时待命,一夜没合眼;另外9人一下班就分别赶去三个居委会,负责核对人员信息。

     “季晨、蔡民峰等队员支援社区,在-1℃的环境里连续工作3个多小时,有人甚至喝不上一口热水 ;1999年出生的姑娘孙明颖,白天在疫苗接种点工作,晚上又通宵值班,我看她穿得很单薄,但没喊冷;和孙明颖一样刚加入彭浦镇的还有张红丽和孙喆超,张红丽一个人租住在顾村,深夜骑着电瓶车回家;冯麟的膝盖做过手术,值班时很疼,没叫过一句苦;储姝家有一对不到3岁的龙凤胎,她丈夫在医院检验科工作,加班更多,孩子只能让老人和阿姨带……但大家都很坚定、也很团结。”房小懿说。



突击队员在值班。受访者供图

      接替他们值班的是孙瑜带领的第二小组,有了同伴的经验,工作时有了心理准备。孙瑜说,大家在拨打电话前都掌握了要点,边询问边在纸上打钩做记号,以防漏了信息;在面对少数误以为是骚扰电话的人员时,就一一解释、安抚情绪;有位中文不太流利的日本人,新任命不久的85后副镇长桑祯骁学过日语,两人用中日夹杂的方式完成了询问电话。

     事实上,对房小懿、孙瑜等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来说,加班加点是常态,好多人攒了20多张调休单只能浪费,总是刚安排好休假就来了任务。因为加班多,家里两三岁的孩子都知道爸爸妈妈“又去加班了”。孙瑜说,疫情开始时她曾觉得害怕,但一想到有千千万万个像她一样的人也在加班时,就会觉得,“在上海这座城市,很安心”。

     今晚,这支青年突击队又临时接到了任务,“下班时,我临时给组里几个男同胞打电话,都不带一丝犹豫,有的都到家了,马上调头回镇里。只用了20分钟,全部到齐。”房小懿说。

     本报上海1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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