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对研究中国问题真正产生兴趣，是我注意到澳大利亚国内民众的贫困和无家可归现象越来越多。而与此同时，我的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好朋友却享受着更高标准的生活，他们所在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和成都）都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近期在中国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新疆。有证据显示，新疆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这让我无法接受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客宣扬的“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对于这方面，我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

于是，我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开设了账户，用于做初步的调研。但我并未预料到自己会受到一些西方国家网民和媒体的口诛笔伐。甚至在我开始这个项目之前，就已经遭到强烈抵制。因为西方一些人偏执地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中国，而我说了一些对于中国的正面评价，所以他们指责我无法做一名有批判能力的思考者。尽管，事实上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我都是一名受到认可的学者，发表过许多论文。有关我是一名高水平“中国水军”的污蔑声音开始出现，但当我从社交媒体走到公共媒体面前，向世界证明我是一个真人时，这种指责立即就被证明是错误的。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被认为是“准确无误”的，很少会有人质疑它们的报道。澳大利亚的主流叙事完全掌握在三个集团手中：澳大利亚新闻集团、9号娱乐公司和七西传媒，它们控制了澳大利亚绝大多数的纸质媒体、新闻网站和电视台。这三个集团在澳国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能够塑造普通澳大利亚人对一件事情的认知和民意。而美国90%的媒体由六大公司掌控：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康卡斯特公司（Comcast）、迪士尼公司、新闻集团（NewsCorp）和维亚康姆公司（Viacom），它们同样高度集中化，聚焦于提升其政治利益。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当我在西方最重要的社交媒体——推特上宣布，我将于2024年前往新疆调研减贫实践时，便开始遭到围攻，一些人在推特上辱骂我，有时合伙用一大堆推特帖文对付我，甚至还包括死亡威胁。

我开始联系郑国恩（编者注：Adrian Zenz，德国反华人士，多次以“学者”之名炮制报告诋毁新疆），他此前对新疆“开展研究”并声称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的行为。我向他询问他的实地调查笔记、方法论以及发表过的同行评议期刊。他很奇怪地对此感到生气，这种表现是我在其他学者身上从未见到过的。他屏蔽了我，还和其他人一起污蔑我,使得我的账户被推特封禁。我不得不请蒙纳士大学给推特公司写信，告诉他们我一直与这所大学有关联，曾在这里做过研究，我的研究成果都被发表了。而且，我为媒体撰写文章从来都不是为了赚取稿费，只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水平和声誉。之后，推特公司恢复了我的账号。

在研究方面，我找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的主任，请她做我的导师和指导教师。起初，她对我的研究内容很支持。这位主任在堪培拉媒体俱乐部听说，一些她所认识和尊重的、在新疆做研究的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很担心，以至于自己在澳发表研究论文时也不敢署名。这位主任表示，这些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郑国恩所宣称的内容或许是不真实的。随即，她就被要求无限期病休离职，已经获批的研究经费也被取消。

当我拜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时，我遇到了充满恐惧的人，他们不敢和我说话。恰巧，他们刚刚结束一场有关学术言论自由的会议。在这一过程中，我遇到的反对声音越多，就越下定决心要完成自己的研究项目。

由于减贫对于任何经济体的改善都至关重要，所以我决定亲自到新疆去看看。我们不应该抛弃我们自己国家中的最弱势群体。我的研究是要去探索中国如何进行脱贫减贫，能够给澳大利亚带来哪些启示。让参与者成为积极的贡献者，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好事，最终将达成双赢。这将是我在澳大利亚创建非盈利基金会的重点所在。（作者是澳大利亚学者莫琳·A·休伯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