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作家乔叶的长篇新作《宝水》讲的是太行山深处一个叫宝水的村子，如何从传统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作品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名单，荣获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2年度优秀畅销书排行榜总榜、《南方周末》2022年度十大好书等奖项。

2月7日，由北京文联、北京出版集团主办，北京作协、《十月》杂志、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承办的《宝水》研讨会在京举行。

△研讨会现场

作家如盐入水，成为乡村的一分子

乔叶，70后代表性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上世纪90年代初，乔叶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回了豫北老家乡下教书，4年后被调到县城工作。几年后又被调到郑州，直至两年前来到北京。迄今为止，乡村生活在她的生命长度中所占的时间份额约是1/3，都浓缩在20岁之前。随着在地理空间上离老家越来越远，她对家乡的认识和理解也有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

△作家乔叶

尽管有着长时间的乡村生活经历，但在前期准备阶段，乔叶花费了大量时间“泡村”和“跑村”。所谓“泡村”，即在老家选两三个村子长期体察。“跑村”，即尽可能地去看更多的乡村样本。全国各地的村子，她跑了不下一二十个。

对此，出版方北京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吴文学评价：“作家如盐入水，成为乡村的一分子，实实在在潜入生活的深处，叙述真切扎实、生动可信，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饱有一个外来者的冷静视角，写出人物，写出细节，精准妥帖，给人深层的温暖和安慰。”

“现在还有多少人往村里跑？我写过一篇文章，乡土写作基本是‘望乡式的写作’，坐在城里看着乡村写作。”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肯定了乔叶的写作态度，“‘跑村’是横向的，‘泡村’是纵向的，乔叶在乡村反复地来回跑，南方的、北方的跑了很多乡村。”

在他看来，现在的乡土写作之所以没能达到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的高度，是作者缺乏对乡村生活的深入理解。“他们生活在一个特别政治化的时代，仍然创作出《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这样的作品。现在大家都追梁生宝，但有一个写出有梁生宝影响的人物吗？所以没有超过那三大作家。”

“我有一段时间很怀疑，我们的乡土写作还能写多久？现代文学从鲁迅开始就写乡愁，到沈从文，到延安，到土改，到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新乡土文学，一直到农村改革文学，再到脱贫攻坚，再到新乡村计划……创作实践告诉我们，生活一直在发生变化，生活的力量要大于思想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我们的文学思想改变生活的可能性不大，但生活会改变我们。”孟繁华说。

在重要历史节点提供了典范性书写

在以往的乡村写作中，乡下人总是要往城里跑。在驻村采访过程中，乔叶鲜明感受到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多元力量：乡建工作者、支教大学生、村里的第一书记等，这些力量通过各种方式“逆向而行”来到农村，使得乡村之变成为一种非常鲜活的状态。这种鲜活使得她无法简单地褒贬或明快地判断，也在不断突破她固有的写作经验。

△《宝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看来，《宝水》衔接中国乡土文学的历史脉络，对中国土地和人的关系巨大的变化做了一次风轻云淡又深入肌理的表现。“看《人生》会强烈感受到被束缚在土地生产关系上的人是多么绝望。到了《平凡的世界》，特别典型地反映农村青年强烈渴望打破这种生产关系，进入现代社会的冲动。但在《宝水》里，这样一个凝聚着困难的历史能量被疏解，你不会再看到乡村人才由于被束缚、被压制而痛苦的历史能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土地关系打开以后，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传统的农村的宗法制的溃散，到今天结出的历史成果在《宝水》里都有鲜明的呈现，这是《宝水》对于当下历史关切、现实关切最重要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评价《宝水》在重要历史节点上提供了典范性的书写。“百年来的乡村书写，大作家、大作品往往出现在关键的历史节点。第一个历史节点是鲁迅，代表了转入现代性的那一代人的乡土书写。接着是周立波、丁玲，写作了一批大作品，然后是社会主义运动时期赵树理、柳青的作品。而八十年代路遥、莫言、贾平凹的书写已经成为改革文学的经典。接下来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从九十年代开启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到现在，核心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推动下去，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要向农村做一个地理上的位移，这个节点能否诞生《创业史》《平凡的世界》这样的大作品？乔叶抓住了特别重要的历史节点。”

此外，《宝水》写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新一轮农村建设。“资本、市场、技术、政策，这些新的历史条件以前没有，大量资金流向农村在以前不可能；抖音、快手，遍布乡村的京东物流，这在以前不可想象。乔叶把这些都写出来了。这些新历史条件的书写能不能颠覆从鲁迅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这是作品提出的问题。”在杨庆祥看来，大作品往往抱着问题意识去写，“政策初衷是良好的，但现实不是这样，恰恰在这个方面出现文学，都是要把矛盾写出来。”

张大了中国乡土小说诙谐的传统

在河南文学谱系中，乡土写作传统有强大的力量，但乔叶年轻时特别不喜欢乡土，极想逃避乡土文学这个概念。当有人问她，在你的作品中有没有一个隐秘的精神原乡时，她总是干脆回答：没有。如今看来，这只是彼时不自知。悄然回首，她发现自己的小说写作越来越具有乡土性，且越来越女性化。她的几部长篇，《拆楼记》《认罪书》《藏珠记》都有乡土背景，且也都是女性视角。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无论《宝水》，还是《千里江山图》《家山》……近来长篇小说创作突出的特点就是地方性，“大家都要拿出一个独有我才能写的一个地域、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一个家族”。在这一点上，《宝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而且完成度非常高。

“乡村巨变静水深流的部分都是在乡村女性身上体现的，中国农村的伟大变化和成就，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她们身上得到戏剧化的展现，比如董桂花、李双双、白大嫂子等，乔叶把这样的传统进行放大、充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说。

诚如评论家们所言，乡村叙述有着强大的传统和优势，经典作品在前，给今天的写作带来突破的难度，乡土叙述很容易局限在以往的固定模式中循环、重复。在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看来，乔叶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她把乡村书写的固定模式归纳为牧歌式、悲歌式和审判式，她对这些提不起兴致，要规避那些固定的模式，怎么规避？她就是从乡村的日常生活写起，她对日常生活的细节特别敏感，这是她的优势，她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写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表现的是最诚挚的乡村情感。”

“我原来以为只有河南的男作家是幽默和诙谐的，比如刘震云、李洱，现在我知道河南的女作家也很厉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认为，《宝水》张大了中国乡土小说诙谐的传统，“诙谐和幽默在小说里不是一个风格化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精神，体现了这方水土、人民对待生活、对于生命、对待生存的一种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支撑这里的老百姓，足以使他们抵抗自然灾变，承受社会动荡，容纳乡村的苦难，以及接受农耕生存中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与会专家合影

研讨会最后，乔叶感谢与会专家们的建言。她说，写《宝水》有着由来已久的内动力，从根本来说，是给故乡和自己一个交代。“创作这部作品的个人自觉与时代文学命题的邂逅，如同山间溪流汇入江河，某种意义上造就了作品的际遇。对于这种际遇，我从来不追逐，但既已邂逅，也不回避。”

（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