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新作《西高地行记》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阿来曾说，行走与写作是他的宿命。从四川到西藏、云南、贵州、甘肃……阿来写大地、星光、山口、银环蛇、野人、鱼、马、群山和声音，完全去除了多余的神秘，但又不忘把读者引向广阔的精神空间。同时，作为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阿来在所有文章中无一不聚焦花草树木。在《西高地行记》中，每到一处，都会有繁花盛放。

7月22日，“行走的力量——阿来新作《西高地行记》发布会”在成都举行，阿来与作家、编辑家卢一萍就新作进行了对谈。

△阿来

为中国文学建立一种超越性

在卢一萍看来，我们更多把阿来作为小说家，而他的散文被小说的光芒多少遮蔽了一些。

“阿来老师跟一般的作家不一样的地方，他与他所钟爱的这片大地无时无刻不在产生一种非常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川西高原一直到藏地高原。阿来老师自称自然之子，他是一个大地上的作家，所以从他的散文里面能够看到非常感动的细节，包括他在旅途中的那份饭吃的是什么，有些很简单的饭他都能写出一种诗意。我们有时候写散文会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阿来的行踪无时无刻都弥漫在文字中间，引发他对大地、对万物、对现实和世界的思考、认识。”

△阿来（右）、卢一萍对谈

阿来认为行走对于作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人生要走向开阔，必须对这个世界很清楚，对大地上的人群、文化、地理、各种各样其他的生命体广泛接触，这样的写作才可能精致，而行走可以给我们带来认识世界和呈现世界的双重体验。因此他不太喜欢托尔斯泰或博尔赫斯那样不出门的作家，“书斋里的作家可能只有一种体验，就是永远写作的体验。”

阿来表示，《西高地行记》当中每一篇文章都有三个向度：第一，提供一些知识。山有山的历史，河有河的历史。有地质上的修辞，也有文化上的修辞，比如祁连山的地理史、文化史是什么，祁连山下独特的河西走廊的气候怎么样，这都是需要下功夫的。第二，认识这些有情生命，叫出它们的名字。“这是一个有情的世界，我们写一片野花在灿烂开放，不知名的鸟儿在集体歌唱，这样的书写有意义吗？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认识世界首先要知道给它命名。认识一个人，叫出他的名字，就是表示我们对这个人的尊重。不是要炫耀我认识一千种花还是两百种树，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你连它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又怎么书写？”第三，除了提供新的知识，还要提供一种体认世界的路径，更高一点说，提供一种世界观。“地理学也好，植物学也好，最终还是人的生存空间，我们要体会的是人在这样一个空间当中的生命体验，单独的生命体验还不够，还有不同文化、不同族群，包括不同生命体的体验。”

△《西高地行记》

卢一萍认为，阿来对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有力地拓展了文学表达的疆域，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因为没有超越性的话，文学仅余下一种世俗，它就会显得琐碎、庸常，由于轻浮和浅薄，就会匍匐在地立不起来。

行走，重新认识我们的土地

这些年，阿来出版过不少散文集，但都没有收入新书中的这些文章，为什么不收？因为这些文章都有统一的地理环境，青藏高原。

比如《山南记》这篇，考察的是藏族文化发源地山南，藏族种的第一块青稞地是在山南，祖先居住的山洞在山南，那里同时也是一大片吐蕃国王的墓地。“当时他们已经发展成非常发达的灌溉林，为什么后来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寺院遍布，文化发生了什么？要问问题，问多了会压抑，压抑怎么办？旁边就是雅鲁藏布江的一条支流，非常漂亮，我顺着这个江源往山上去，大自然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

△活动现场

卢一萍提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包括日本的一些探险家曾经深入亚洲腹地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他看《西高地行记》仿佛体验到那个时代的一种探险之旅。

阿来认为，所谓的地理新发现，其实是用已经萌芽的现代科学的眼光来重新认识那片土地。比如丝绸之路，在明代实行闭关锁国时这条路已经不通了，后来经过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等人的重新发现。“他们说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条伟大的通商之路、民族交往之路，主要流通的东西是丝绸。后来明末清初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觉醒，才慢慢加入这个队伍。民国时期对河西走廊的考察，是由中外的考古、地质、人文科学家共同组成的，到了今天中国人对自己土地进行研究。所以重新发现我们自己的土地，也是我们自己所进行的努力。这几天我在山上下来，永远看见一种花儿——珙桐，一看见它我就想起戴维神父，他不仅发现了珙桐，发现了熊猫、麋鹿，还发现好多中国的动植物，最后科学界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珙桐（Davidia involucrate）。”

“我不是来寻找答案。我来倾听，来感触，来思考。来证实，今天在别处上演的，在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阿来说。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阿来书房供图

（校对 张静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