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在欢几乎不会主动去看同代作家的书。“他们越火，我越不看。”

“我怕我羡慕，我怕我嫉妒，我怕受伤。要是写得不好但比我有名，我不服气，我受伤；要是写得比我好还比我有名，我更受伤。那不如等时过境迁再看，大家干自己那一摊事就完了。我不是在文学现场的作家，我是在生活现场的作家。文学现场正在发生什么事，我不是那么关心。”

△青年作家郑在欢

“别说出名，出书都困难”

2017年，郑在欢出了第一本书《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下称《驻马店》），有出版商找到他，问他还有没有写过别的，想把它们“全部出掉”，他就把以前写的小说整理出25万字，“像一块砖头一样，信心十足地，要用这厚厚的一本轰炸一下当代文坛”。

合同签的时间是当年就出，希望趁着《驻马店》的热度乘胜追击一番，然而拖了两年也未能出版，眼看同龄人都出好几本了，在这方面挺有攀比心的他慌了，便将书稿转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孰料也是坎坷颇多——第一任编辑抛弃纯文学搞网络文学去了，“奔向了更有前程的道路”，后来接手的编辑不久后也离职。

熬走了三个编辑，第二本书《今夜通宵杀敌》（下称《杀敌》）才在四年后出版。这四年是他的煎熬期。“明明有人愿意出，但是出不来，这个煎熬不足为外人道。”

作为一个完全在野的人，他没有多少渠道让外界看见自己，除了用出书来证明。这也导致他现在“很乖”，只要有人愿意发表，愿意给他出书，他就特别配合。“以前我是不会这样的，以前我是年轻气盛。”

△《今夜通宵杀敌》 郑在欢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很多读者将《驻马店》看作郑在欢的处女作，其实《杀敌》和《驻马店》的写作时间差不多，都是他20岁至23岁之间写的。那个时候，他不打工，就在家写东西，想着横空出世、一鸣惊人。“结果搞了三年也没惊到人。”

“我的野心太大了。我一开始写作，是看了韩寒、郭敬明他们，我对‘成名’的认识是畅销书作家，最起码得卖个10万册，至少我现在还没达到，还是一个很一般的状态。”

但是，他的作品已经比大多数搞文学的卖得好了。《杀敌》出版，他接受新一轮采访，本来是宣传新书的，把老书也宣传断货了，大家纷纷去买，之前印的15000册《驻马店》已经脱销，旧书网上的二手书也叫价到百八十块钱一本。

“你们着什么急，两本新书还不够看的吗？”他今年还有一本《离散总在团圆前》，中短篇集，几乎和《杀敌》同时出来。大家都说，“欢欢太高产了”，其实他没那么卖力，只是两本书刚好赶在一起而已。

“最早写东西，就是想出名、挣钱、被大家认识，让大家觉得我很厉害。后来别说出名，连出书都困难了，我就把期望降到非常低了，能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就不错了。”

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

在90后的写作者中，郑在欢的经历显得尤为特殊。生于1990年的他甚至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未及完成，但这并非由于成绩不佳。生母早逝，他由奶奶带大，十一岁的时候，父亲和继母有了二胎，他被接回来充当保姆的角色，几乎是在暴力和虐待中度过了少年期。继母不愿支持他读书，念完初一后，他就不再上学，跟着亲戚外出打工。

第一次去的是河北的白沟镇，那是一个专门生产箱包的镇，镇上全都是做箱包的小作坊，主要生产工具就是缝纫机。因为是小作坊，所以找的工人都是差不多15到20岁之间不上学的少年。他在白沟干了两年，每天从早上六七点一直干到夜里十一二点，有时候会加班到一两点，甚至通宵，真是非常艰苦。“每天起床，起床气都是爆棚的，爆棚到你想毁灭世界，但是因为长期处于这种必须得启动的状态，有火你也发不出来，必须接受。一旦接受，那就每天都在接受，没有想干别的余地，甚至到后来，你都变成帮凶了，你都容不下别人不接受了。”

在白沟镇打工的第二年，来了一个新小伙，郑州人，因为跟郑在欢他们不是一个地方来的，也就没那么熟。睡的是大通铺，小伙就睡他旁边，他看不惯小伙每天早上起来“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因为他自己无论到哪工作都是积极的，觉得要赶紧干活。“当然后来知道那是傻，你再赶紧干活你也干不完。”有一次，早起的铃声一响，大家都在起床，小伙醒了就很气，捶了一下床板，把他给震醒了。他本来早已练就了铃声再大也能迷迷糊糊能拖一会就睡一会的功夫，这一来非常生气，起身就勒住小伙的脖子。“我就觉得，大家心里都有气，你凭什么有个性？你凭什么发火？我就容不下他的表达。然后老板来了，把我拉开了，老板甚至还觉得我是他的拥护者。”

离开白沟镇后，郑在欢又去了浙江余姚，那里的亲戚很多，感觉整个村子住的都是他亲戚，他们在那里做小生意或者进厂打工。他之前在白沟学会了踩缝纫机，就被亲戚介绍到一个皮鞋厂里踩缝纫机做皮鞋。

那是一家现代化的外贸鞋厂，他刚去的时候，来自湖北的缝纫机工主力就因嫌工资低闹起了停工，甚至还鼓动别的地方的人停工，虽然没有得到响应，不过光是湖北人停工，工厂已经半瘫痪了，这让他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

“这是一家好的工厂，让我对工人、对工厂、对生产关系有一种好的认识。”日后，在他二十多岁写不下去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回余姚工厂继续打工。“因为比较自由，做完想挣的那一天的钱就可以走了。”

白沟和余姚的经历，都被郑在欢写进了小说，收入了小说集《今夜通宵杀敌》。书中的故事，贴着郑在欢的生活过往，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描绘了一种北上广深、楼宇大厦、霓虹流彩所不齿也不敢直视的真实。

△郑在欢

从不附庸

虽然历经生活的残酷，可郑在欢不愿意写出来的东西“苦大仇深、特别正经”。他的小说，好笑又好哭，并且极其好玩。

在他看来，文学是审美，是游戏，是为快乐而生的，就像他的河南籍老乡刘震云常说的，文学首先是一乐。“你得让人能看进去，其次再谈介入社会，或是对社会发表认识、看法。”

诚然，他最初的写作动机是因为看了韩寒、郭敬明写的青春文学，想要让人们见识不一样的青春，不一样的少年。那时确实存在着揭露生活的愿望。但是随着写作的增多和对生活的深入，他发现那不重要。“我又不是政治家，我也不是思想家，我也制定不了什么社会规则，我只能搞点娱乐，但这个娱乐里边有没有观点？肯定有，只是它不是主导性的。我不会为观点写作，我是为趣味写作。”

就像他在小说《点唱机》里所写的，主人公先是听网络歌曲，听屠洪刚、刀郎，后来再听列侬，郑在欢的文学阅读也有这样一个“升级换代”的过程。他的文学启蒙是地摊书，后来才读经典文学。即便面对经典，他也从不附庸。有好几年，连《百年孤独》他都认为写得很烂，觉得马尔克斯在“炫技”。但他至今认为这种狭隘是可贵的，“起码你敢对经典指手画脚，而不是看到名头就不敢说话”。

受的文学启蒙不是主流文学，也就不会被既有的文学观念绑架。当他的小说被按照旧有的体系归到乡土文学时，他感到不爽。“好不容易我们城市化了，大家都不太想再看到农村题材的东西，这是审美活动的一种叛逆。文学艺术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还在写牛、写村长和寡妇那点事，谁要看？”

“我特怕跟他们掺和到一块儿，大家会以为我是那种用过时手法、写过时题材的。这对我不公平，对其他当代艺术领域的新农村一代创作者也不公平。”郑在欢说，“我写农村是自然而然写到，是我成长路上顺理成章的观察，里边有当代性的东西，有跟着时代发展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新的文学方式、文学手法。”

“都是祖国的花朵”

很多时候，媒体喜欢把郑在欢的经历塑造成一个“农村留守儿童逆袭成功”的励志故事。郑在欢觉得，这么说当然没错，因为这个群体非常之庞大，都在送快递或是干别的，大家天天都能见到，真正能在媒体上说话的人并不多。但他也不觉得自己就能代表他们说话。

在他看来，逆袭也好，成功也好，人除了出生带来的门槛之外，还有个人自身的能力问题。如果不搞文学，他相信自己也差不了。他那些早早在外打工的发小，就有“混”得相当不错的。混得最好的一个，是开淘宝店的。“他在做快递员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些电器批发商，然后从零做起，慢慢自己也做起电器批发生意，挣了不少钱。七八年前，他回家过年，开了一辆二手奔驰，后来越做越好，回家就开崭新的宝马了。村里有十来个年纪差不多大的，都跟他干起了淘宝店，也都挣了钱，奔驰、宝马往家里开。”

“如果没有遇到开淘宝店的机遇，我相信他干别的也不会太差。他从小就桀骜不驯，但是又能交到朋友，他能保持自我，但同时又能跟人打交道，这是一种能力。”

新一代在城市打拼的人，不会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把自己的位置放那么低了，他们也会有野心，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可能会比城里人更厉害、更成功。“像我另一个发小，在深圳一边学做胡辣汤水煎包，想着开一个小饭馆，一边还在刷抖音、快手，点评那些大网红，分析他们的模式是什么模式，这种模式有什么优点和短板。他对流行文化有了一定的体会和认知，觉得自己要做也能做。社会更扁平了一些。”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改变？“一是网络，二是九年义务教育。我们都是祖国的花朵。在网上，我们也能看到别人的生活，城镇的、大城市的、国外的，都能看到，看完觉得这也是人，这人也在费尽脑汁找活路，他们也并没有那么神秘高端。”

脱离了发小们的生活圈，在北京过着一种以文为生的新生活，但是郑在欢不认为两种生活就有高下之分。“你不能以你现在看国外的电影、听国外的音乐，或是在看小众文艺的东西，就觉得你比他们优越了。对生活的审美，他们也不低，只是他们没有闲心、没有渠道和兴趣去接触那些东西。如果他们接触那些东西，他们的感受力也不会比你差，只是他们没有接触到而已。这是生活方式决定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还没过渡到去过那种文艺生活，但是他们同时也在过别的文艺生活。”

活着

依作家曹寇之见，郑在欢的小说理应成为这个时代最畅销的故事，残忍、沉痛，却又极其有趣，完全吻合这个世界存在的现象和本质。

虽然郑在欢的小说还没能成为“这个时代最畅销的故事”，但他始终相信，文学可以是，且应该是这个时代最牛的商品之一。他必须相信文学一定能很好地养活自己，才能对写作投入专业的态度和时长。

“你得用理想换面包，这样你才会磨砺你的理想，用最顶真的专业态度去操持这一份理想。”

像他这样的野生作家，现在单靠写作还不太能很好地养活自己。但生活的压力一直都有，取决于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从十几岁出来谋生，他就是漂泊的状态，诉求只是挣点维持生活的钱而已。对他来说，在干自己想干的事，不用像以前在工厂的时候起早摸黑，“已经非常好、非常人性化了”。至于像大学生那样，按部就班地在北京工作、买房，在这个城市寻找一席之地，这不是他该考虑的。

他和他的发小们所遵循的生活是：打工，攒钱，盖房或在县城买房，然后娶妻生子。“这是我们该过的生活。”而他的父辈对他又没有这些期待，导致他比他的发小们还要艰难一点：没人给他盖房，也没人给他找媳妇。他对自己的要求只有一个：活着。

那些按部就班的生活，他是没有能力去做的，即使有能力做，也不是他一开始想要的生活。“我一开始想的就是，要么有一个很大的实现，要么就是舒服地活着，舒服地活着对我比较重要，因为我小时候没有舒服地活着。继母家庭，十几岁就在掌控下生活，像现在这样，不受掌控，不对人点头哈腰，已经很好了。这种性格，是环境决定的。”

至于说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已经学会让自己不那么去期待，“只是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希望悬在那就行了”。“像以前，我总在脑子里排演诺贝尔获奖词，都自信到那个份上。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它来，我能接得住；不来也没事。”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