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到柔石 " 为奴隶的母亲 "，经由 " 五四 " 作家们的反复描述，人们对传统中国女性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父权制下的受害者。美国汉学家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通过解读明末清初江南才女们所写的诗歌、书信、随笔、戏剧以及她们男性亲属的作品，对这一脸谱化的女性形象提出了挑战。一个个才女形象跃然纸上，诠释了那个时代的 " 读书女人最好命 "。

《闺塾师》的英文原版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 1994 年推出，是高彦颐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该校提交的论文，也是第一本以英文著述明清之际中国妇女生活史的作品。经由刘东引进、李志生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在 2005 年将其作为 "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 之一种出版发行。时隔多年，包括《闺塾师》在内的 5 部经典妇女史著作整体精装亮相，以介绍给新一代读者。上市 1 个月，热销 2.5 万册，印证了我们确切处在一个女性意识方兴未艾的时代，也为今日面临之种种性别议题提供着有益参照。

《牡丹亭》的女粉们

400 年前，戏曲大师汤显祖所作的《牡丹亭》自诞生之日起，便一纸风行，家传户诵，尤其赢得了大批女性读者的追捧。《红楼梦》里有一出 "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是写《牡丹亭》对黛玉的影响：让黛玉更加确信韶光易逝、岁月无情，从而加重了她的感伤，让她本就弱不禁风的身体更加衰弱。

明代才女冯小青则是现实中《牡丹亭》的痴心粉丝。这位幽居在西湖边的不幸的妾，视杜丽娘为自我的化身，留下一首著名的读《牡丹亭》的绝句："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先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在她死后，男作家们纷纷创作关于她的传记和剧作，使她成为了杜丽娘那样的 " 女主人公 "。

而最典型的《牡丹亭》痴心女粉，要数杭州人吴人的三位夫人了。三位才女在不同时期嫁给了同一个男人吴人，接力书写了 "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出版的女性文学批评著作 "《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

吴人的第一任妻子陈同开创了 " 三妇评《牡丹亭》项目 "，她校对整理了此剧的 12 个不同版本，并在一个权威版本的页边草写评论。也可能这样的阅读太损害健康，未等到出嫁，这位才女就早夭了，写有评注的那部《牡丹亭》被其乳母作为纪念物，带到了吴人家里。吴人迎娶的第二任妻子谈则，跟陈同一样也用大量精力评注《牡丹亭》，不幸的是，三年后，谈则也身亡。又十年，吴人第三次结婚，续娶的妻子钱宜同样是《牡丹亭》的爱好者，她喜欢两位 " 姐姐 " 的评论，说服丈夫以三妇的名义，刊印有她们评论的《牡丹亭》，并变卖珠宝资助出版。

高彦颐考察时代背景指出，随着晚明江南地区货币经济、城市文化的兴盛，出版活动日益活跃，书籍印刷数量剧增而价格下降，导致非传统精英读者，如中下层文人、商人以及闺秀都有机会拥有书籍，形成了大众阅读的群体。一些女读者，开始意识到她们与男读者鉴赏观点有异，因而努力发展自己对文学的品位和评点，女性作家、艺术家应运而生，譬如大量明清时期的女性都曾写过《牡丹亭》的评论。

尽管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著名才女，如汉儒班昭、唐代诗人薛涛、宋代诗人李清照和朱淑真、元代画家兼书法家管道升 …… 不过她们巨大的声名，恰恰说明她们在所处时代只是孤单的个例。而在明末清初江南的每个城市、每一代人中，都有写作、出版和评论作品的妇女，这标示着一个过去不曾有过的女性阅读和批评群体的诞生。

僭入公共领域的 " 女中丈夫 "

除了在闺阁之中阅读、写作，明末清初还出现了一批新职业女性，比如 " 女史、女士、女丈夫 "，也就是 " 女性史学家、参与仕途的女性和有男子才干的女性 "，她们打破 " 男主外、女主内 " 的性别规范，像男性一样出入公共领域。

" 闺塾师 "，即女教师，是当时最具规模的流动性职业女性群体。她们活跃在江南富庶地区，为上流家庭的女孩教授儒学、诗歌和绘画技巧，报酬颇为丰厚。她们大多出身书香门第，由于家道中落，被迫谋职，有的甚至能代替丈夫养家糊口。

浙江嘉兴的黄媛介就是这样一位奇女子。她出身大族，在书画、诗文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她在婚后旅居西子湖畔，和当时一流的文人、艺术家、名妓有着密切交往，也经常接受贵族家庭邀请，担任闺秀的老师。她和丈夫的夫妻关系彻底颠倒了，丈夫杨世功负责操持家务、准备纸墨，作为妻子的黄媛介则背上家什、巡游教书。黄媛介的画作一改女性创作的闺阁之气，个性强烈、清丽洒脱，具有谢道韫 " 林下之风 "。当时许多名士，如毛奇龄、熊文举等都曾为她题跋作传，这位女性以一己之力实现了财富自由。

一些女性作家、艺术家凭借不凡的文才、崇高的品性，成为可与时代最杰出的男性比肩的女中豪杰。绍兴的王端淑精于汉赋和绘画，在父亲殉国后，她为忠明烈士创作了大量传记作品。她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信念，拒绝清廷召她入宫教导妃嫔的肥差，其人品与才华赢得了浙江文人组织 " 同秋社盟弟 " 的认可。" 秦淮八艳 " 之一的柳如是，常年辗转于江浙之间，和复社、几社、东林党人交往，身穿男装纵谈时势。明亡后，柳如是劝丈夫钱谦益一道就义赴死。她还鼓励钱谦益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等人联系，尽全力资助并慰劳抗清义军。

高彦颐指出，女性视野和能力的局限，源于封建礼教对其思想和身体的双重束缚，这种礼教枷锁因为明末清初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获得松动。更多妇女接受文字教育，社会风气使得男性文人开始接受并进而鼓励妇女识字作文，在婚姻市场上，有才华的女性更有竞争力，文艺修养成为上层家庭女性婚前教育的重要部分。社会对女性的审美和评价机制也发生了变化，由 " 三从四德 " 朝着 " 德、美、才 " 三方面转变，女性诗人、作家、艺术家在地方史志中，像孝女、贞妇一样被记载、传诵，成为一种地方资源和公共荣誉的象征。而像黄媛介、王端淑这样冲破重重阻碍走进公共视野的女性，则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社会身份。

女性情谊和女性结社

明末清初江南的 " 才女文化 "，还通过结社具有了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形式。

高彦颐将当时的女性社团分为三类：一种是 " 家居式 "，像《红楼梦》里的海棠诗社一样，所有成员都是亲属，这以吴江沈宜修主导的家族社团最具代表性。沈宜修是文学家沈璟侄女、文学家叶绍袁之妻，其三男五女均有文采。叶小纨、叶小鸾文名更盛，诗论家叶燮为其幼子。一种是 " 社交式 "，其活动不局限在家族之内，常有邻居或远方朋友来访。比如由著名词人商景兰领导的社团里，黄媛介、王端淑这些家外的朋友非常活跃，经常往来唱和。还有一种 " 公共式 " 社团，由具有较高文学声望和社会知名度的成员组成，如 " 蕉园七子 "" 吴中十子 " 等。蕉园诗人最喜爱的消遣，是在景色优美的西湖游船上举行诗会。作为亲属、邻居、同门或是气味相投的作家，才女们聚在一起谈诗论词、结集出版，和男性诗社一较高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父权社会统辖之下，女性声音受到推崇的同时，女性的才华也会受到怀疑。有人怀疑冯小青的诗可能被男性润色过，三妇合评《牡丹亭》被传可能出自丈夫吴人之手。像黄媛介这样僭入公共领域的女性先驱，她的 " 良家身份 " 亦会遭到诋毁，当吴伟业、钱谦益等为其辩护时，也是强调其儒家女的身份和对家庭的忠诚。相较之下，商景兰等最受尊敬的这一类女作家，其无可置疑的社会地位则根植于她们所处的阶层、节妇的身份以及高寿。作为明兵部尚书商周祚长女、抗清名臣祁彪佳之妻，商景兰在丈夫死后孀居多年，活到了七十多岁，这一切使得她能够从容自如地进行社交。

" 封建社会全是祥林嫂吗？" 这是《闺塾师》开篇提出的问题。高彦颐的研究让我们看到，江南闺秀远不是受压和无声的，她们在男性支配的儒家体系中创造了一种丰富多彩的文化生存方式。虽然她们依然被排斥在科考制度之外，但用 " 压迫 " 和 " 迫害 " 去形容她们的处境显然并不恰当。闺秀也好，名妓也罢，她们本身就是儒家社会的一分子，也是儒家文化的产物。她们是在体制之内，灵活运用既有的资源，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她们不是儒家文化权力的受害者，而是这一权力的既得利益者。

高彦颐希望改写 " 五四 " 以来形成的妇女史观，即 " 女性全是受害者 " 这样一种历史—— " 受父权压迫的女性，成了旧中国落后的一个缩影，成了当时遭受屈辱的根源。受压迫的封建女性形象，被赋予了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最终变成了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真理。" 遗憾在于，她用于建构的明清女性历史的材料主要集中于上层女性的记载。传统中国女性诚然不全是 " 受害者 "，但上层女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时普遍的女性生存状态仍值得推敲。高彦颐研究的意义在于，纠正了男性视野中的历史研究偏差，让我们听到那些被遮蔽的女性声音，正如著名汉学家伊沛霞所言：" 在我们努力思考女人在哪里以后，中国历史和文化看起来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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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 + 记者 陈曦

（编辑 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