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讯（记者 张垚仟）故事从一具白骨说起。农人桂平昌偶然在山洞中发现了一具白骨，直觉告诉他，那就是他的邻居苟军。桂平昌回忆起自己一直被苟军压制、欺负的过往，他的恐惧、懦弱以及憎恨，在反刍般的隐秘心史中，桂平昌惊觉正是自己杀死了苟军。他不由得与这具白骨对话，追忆他们之间以及村落的往事。然而突然有一天，桂平昌却听闻苟军回来了 ……

5 月初，罗伟章的新作《隐秘史》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围绕一桩凶杀案讲述了一个悬疑故事。然而，在这个故事中，白骨和凶手的身份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作者着重描摹了人物内心世界的百转千回和人性的自我发现，正如首届凤凰文学奖评委会奖颁奖词中所说，《隐秘史》" 对人物心理世界的刻画，成为突破传统乡土小说艺术范式的有意味的形式——以一种更加恢宏的时空概念打开了人的内心世界‘隐秘史’ "。

一直以来，关注社会现实、观照底层命运都是罗伟章作品的鲜明标签。《百年饥饿》以何大的一生为缩影，书写近代中国农民在饥饿和困顿中挣扎浮沉的命运；《河畔的女人》围绕一群因丈夫外出务工而独自在老家撑起家庭重担的女性，展现她们被精神与身体的双重苦难折磨的疲惫生活；《磨尖掐尖》聚焦高考战场，当教育和利益挂钩，学生、家长、老师都被异化为产业链中的一环。

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书写，反映的是作者对时代的关注和思考。在《声音史》等作品中，罗伟章着力描写了城市化进程带给乡土的裂变与消解，伴随着农民与土地的依附性关系的解除，传统的人文、伦理、道德都在经历变化和挑战。《谁在敲门》围绕患病父亲的养老问题，将教育、医疗、拆迁、扫黑除恶、扶贫、城市化浪潮等诸多现实问题摊开在读者面前，由单个的人指向了人所生存的时代。

关注个体和时代，罗伟章最终走向的是人的精神世界，探寻灵魂深处的自我与他者。在外部世界变化激烈的今天，人的内心也变得更难以捉摸，" 困惑、焦虑、欣然与期待，是共通的，而这些东西往往不显形于外，作家潜入人物内在星空，打通一条暗渠，呈现交融的景观，似乎也是自然的选择。" 罗伟章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文学之所以成为需要，是因为除了能培育我们的审美能力、自省能力，还能让我们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把零散脆弱的情感，升华为宽广深厚的情怀。"

△作家罗伟章 受访者供图

" 正因为有那些连血带骨，文学才有了用武之地 "

现代快报：写作《隐秘史》的初衷是什么？我觉得对于桂平昌而言，苟军更像一个 " 心魔 " 意味的存在，尽管以乡村生活为背景，这部小说想要讨论的是现代人内心的世界与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斗争与挣扎。

罗伟章：你说得很对。苟军既是实体，也是隐喻。从故事的远端去看，他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隐喻。在小说当中，故事发生地并不重要，故事的情绪表达和意义指向才是最根本的，所以我一向不太赞同以题材、地域等去界定小说。你说《隐秘史》是探讨现代人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那正是我写这个小说的初衷。当然也有个起源，是我有次回老家，听说老家山洞里发现了一具来历不明的尸骨，我为 " 来历不明 " 几个字心痛，想让他开口说话，说出自己的生命故事，并让读者从他的生命故事里多多少少看见自己的故事。

现代快报：《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三部曲集中探究了生活于乡村和走出乡村的那些人内心的每一条沟壑，如何在写作中寻找到人物可靠的内心？

罗伟章：" 可靠 " 两个字说得好。那么我告诉你：不可靠。那只是一种可能性。但同时，又是一种 " 很有可能 " 的可能性，因而也就可以看成是可靠的了。不仅可靠，而且非常可靠。文学之所以成为需要，是因为除了能培育我们的审美能力、自省能力，还能让我们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把零散脆弱的情感，升华为宽广深厚的情怀。再伟大的作家也是从经验出发，而这个经验不等同于经历，经历是亲历的、" 物质的 "，经验还包括内心的体察和对更高尺度的把握。挑战固然存在，但也正是挑战生发激情和创造。

现代快报：乡村被认为是中国当代作家表现最为优异的场域。柳青、路遥的写作是否对你产生过影响？面对不同的社会现实和时代背景，你书写乡村的角度和方式有什么不同？

罗伟章：不能说没有影响，但实话告诉你，你提到的两部作品，我都没读完。路遥的小说，我认真读过的是《人生》。我感觉到，我们的乡村题材写作，如果以现当代论，鲁迅之后的好多作家，都有被 " 乡村 " 捆绑和封闭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写了乡村的变迁，甚至是波澜壮阔的变迁，但因为缺乏现代性眼光，那些变迁被限定在政策、法规之类的层面，即使有人心的变化，也是上述变化的附庸。乡土文学因此成为政策、法规的解释性、印证性文字。而今，我认为许多作家写的更不是乡土文学。《平凡的世界》是真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路遥既写了乡村的 " 即时性 " 面貌，更写了乡村的悲欢和伦理，让人看得见来路和去向，现在更多的只剩下了 " 即时性 "。所以你说 " 乡村被认为是中国当代作家表现最为优异的场域 "，那得看，得分是哪些作家。

略需解释的是，我说的现代性眼光，不是指新的世界体系和现世时间观，而是指一种贯通性、整体性，简言之，既指根性，也指未来性。

现代快报：在你的很多作品中都能看到对于乡村遽变的观察与思考，比如农村的空巢现象、进城后乡亲间感情联系的淡漠等等，这些描写是否源于亲身观察和思考？

罗伟章：大都源于切身观察和思考。乡村城市化，社会学家们说是大势所趋，但其中关涉的远不只是经济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绝不是工人与锤子的关系那样简单。正因为有那些连血带骨，文学才有了用武之地，文学也才珍贵。

现代快报：近年来很多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都更加注重人内心世界的挖掘与描写，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何在？

罗伟章：当一个命名出现后，这个命名要有自身的生长性，比如 " 乡土文学 "，内涵也在变化和生长。到了今天，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但你又不能说而今的乡土是城镇，两者之间，是交融的初始阶段，是在试探和挣扎的阶段。试探和挣扎是彼此的，困惑、焦虑、欣然与期待，是共通的，而这些东西往往不显形于外，作家潜入人物内在星空，打通一条暗渠，呈现交融的景观，似乎也是自然的选择。

虚构是为了走向更深的真实

现代快报：你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关联着你个人的生活经历。你如何看待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罗伟章：小说一旦进入叙事，也就同时进入了虚构。个人生活经历可能会成为小说的某个 " 核 "，但不是核心。我曾经说，如果一个作品越写越像自己或身边的某个人，这个作品就败坏了，越写越不像，作品就成了——是因为溢出去了，更大了，也更真实了。虚构是为了走向更深的真实。在艺术层面，现实中真正发生过的，并不一定具有真实性。艺术所要表达的，终究不是特例。

现代快报：" 人是一个个地活着，但人活的不是个体，而是时代。" 时代是你在作品中反复讨论的问题。你如何看待个体与时代的关系？

罗伟章：个体与时代，就像水滴与河流，所以个体在时代面前是脆弱的。但河流毕竟又是水的集成，任何一条河流，也不应该、同时也没有资格觉得水不重要，更没有资格要对水加以嫌弃和践踏。把握时代本质是作家的艰难课题，我认为其中的关键，是要有历史观，没有历史观去书写时代，只能触及时代的皮毛。

现代快报：去年出版的《凉山叙事》是一部叙写大凉山脱贫攻坚的长篇非虚构，对于扶贫攻坚事业的关注是否也是你对于时代变迁的一种回应？

罗伟章：可以这样说的。我曾下去过好几个地方，最长的待过一年。世界发生了什么以及正在发生什么，对写作者来说，光看新闻不行。写作需要气味。而且写作与 " 任务 " 无关，当成任务去写作，也只能收获 " 完成任务 " 的业绩。而真正的文学，始终是在未完成的状态。

现代快报：谈谈你在文学上受到的影响，至少给出一些你钦佩的作家的名字。

罗伟章：要说出来就是一长串名字啦，为了不挂一漏万，只说一个。我在别的场合也说过，我最崇敬的作家是托尔斯泰，他写的是大文学，就是俯身大地又高居云端的文学，当作家不构成他的最高目标，探讨人怎样变得更完整才是。

" 不写不行了，太想写了 "

现代快报：谈谈你的生活与写作经历。

罗伟章：我哥喜欢读书，我很小的时候，他很得意地背诵《古文观止》里的文章，也很得意地把他的作文念给我听，我至今记得他作文里的某些句子，像 " 大地在沉睡，昆虫在长鸣 "，让我第一次知道大地也是要睡觉的；由此推演，天底下的一切，包括石头、水、神仙 …… 都是要睡觉的。这着实让我惊讶，并对万物感到无比亲切。要说，大概这就是文学兴趣的起源了。当然最根本的起源还在于母亲早逝，我六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你投奔的怀抱空了，内心茫然而孤独，得找到另一种方式说话。我读高中时就向外投稿，但没有发表过，读大学才开始发表作品。

现代快报：在尝试了老师、记者等不同的职业之后，为什么会在而立之年选择辞职专职写作？你选择辞职的时候，正处于世纪之交，市场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文学创作也不似八十年代那般火热，在这个时候选择全职写作，应该需要很大的勇气。

罗伟章：尽管大学时候基本以稿费为生，但大学毕业，我就不再写了。为那十一年的荒废，我很想有个借口，但确实找不到借口。反正绝不是因为忙。那时候说不上忙，特别是教书的几年，我跟学生好得很，到周末，就十个八个跟着我，走出城市，远足七八十里，累得不行困得不行的时候，就横在石头上睡，大雪纷飞也不在乎。我有个同事更厉害，带着十几个学生，暑假步行去了三峡，第二年暑假又骑单车骑到了天安门。当年的学生和学生家长，都不像现在，现在重命，那时候重生命。我们在大雪里睡上半个时辰，身上盖满雪花，衣服也湿了，却从没感冒过。那样的日子真是让人喜欢！对那种日子的喜欢，似乎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我好像一直缺钱花，但对钱没有太多的知识——我把钱说成知识，是指既不会挣钱，也不会计划着花钱，去了书店就买买买，书买回来才发现下一顿就没饭吃，这样的经历有过无数回。痴愚如此，当辞职过后，没有固定收入，一度为生活所苦，就是一定的，也是不能有任何埋怨的。至于为什么辞职写作，是觉得不写不行了，太想写了，所以在哪个时间节点上走上这条路，对我来说不重要。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我是我。那就是个内心的声音而已，决心和勇气之类的词，都谈不上。

罗伟章

1967 年生于四川省宣汉县，现居成都。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大河之舞》《磨尖掐尖》《太阳底下》《空白之页》《声音史》《寂静史》《谁在敲门》，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白云青草间的痛》，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作品被《收获》《当代》、中国小说学会、《扬子江文学评论》《长篇小说选刊》《亚洲周刊》等评选为年度长篇小说、年度十大好书、长篇小说金榜领衔作品。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全国读者喜爱小说奖、华文散文奖、凤凰文学奖评委会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