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浙江作家杨怡芬历时十年写就的首部长篇小说《离觞》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离觞》故事的地点落在舟山，时间则是1949-1950年，彼时舟山地区的军民们看到国民党军队逐渐溃败，处在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庞大动荡感中。作者开篇即将几位女主角“和盘托出”，这些女性年龄、身份、性格都不同，但无一例外地在艰难处境中小心经营自己的人生。

△《离觞》，杨怡芬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

作者杨怡芬是土生土长的浙江舟山人，供职于税务系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0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高研班学员；2002年开始写作，已在《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期刊发表小说一百余万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披肩》、中篇小说集《追鱼》、长篇小说《离觞》。

近日，杨怡芬从海岛舟山来到杭州，就新作《离觞》和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作家萧耳进行了交流。杨怡芬觉得：身居乱世之中，人们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活法”，只要自己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将命运洗牌，成为自己命运的“王者”。

△读书会现场，左起依次为洪治纲、杨怡芬、萧耳

正面书写浙江地区一段重要的历史记忆

《离觞》以国民党败退舟山这一历史节点作为小说的时空背景，这在以往的文学书写中并不多见。小说处理史料的方式令洪治纲颇为赞叹。

“回顾1990年代以来作家处理历史的方式，大都不从正面去写历史，比如说王安忆的《长恨歌》，让王琦瑶这么一个女子历经如此波澜壮阔的时代；再如余华的《活着》，从福贵淮海战役中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一直写到了改革开放，也是通过个人命运去写历史。”洪治纲说，包括金宇澄的《繁花》，甚至是《白鹿原》这样的大历史作品，但凡写到历史，无论短和长，其实都在写日常，让历史隐到幕后，你必须要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去解读。

△洪治纲

“《离觞》的时间跨度虽然只有一年，从1949年的清明节写到1950年的清明节。但这一年，中国确实处于一个极其复杂动荡的时期。1949年5月，解放军大军南下，解放的号角已经吹响了，而舟山作为一个远离大陆的离岛，情况又更为复杂。”洪治纲觉得，从目前有限的史料来看，这段历史并不好把握。但《离觞》的特殊性，决定了作家又不得不正面去写这段历史，“因为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如果不去写这段历史，氛围就出不来，就没有一个活动的空间，这也是这部小说的难度所在。”

但他整个读下来，可以看出作家对历史的处理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一般来说，小说写在后面差不多就松松垮垮的，但这个小说，越到后面越精彩。特别是最后国民党大溃败，各色人等通过各种方式仓皇撤离的时候，还是非常精彩的。”

“大风吹过，所有的小草都会摇曳。历史的大浪面前，每一个渺小的个人都会摇曳，都以自己的方式见证历史、承担历史、记录历史。《离觞》虽是写乱世中女性的命运，其实也是写了浙江特殊时期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记忆，写出了把酒别离的一种惆怅，一种无奈，甚至可以说是几分悲壮。”洪治纲说。

杨怡芬表示，史料确实是个巨大的坑，以至于她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那些准备工作。“虽然，我所写的不过是发生在舟山群岛上的故事，但我得知道当时国内乃至世界的时局如何，我的主次人物们，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前传，我得明白他们的所思所想。社会史和个人史交织，有一段时间，我被他们压住了，动弹不得。况且，怎么写，更是个大问题。”但好在，她最后挺了过来。

打开了一个1949年的栩栩如生的舟山岛

萧耳觉得，小说特别触动她的，是对于日常生活的描幕到了严丝合缝的地步。“这是一个年代戏，其实我以前也被几家文学期刊约稿，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家族故事，约我写非虚构，但我真的不会写，因为我听到的只是故事，我抓不住那时候人们生活的细节，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隔的东西，包括《离觞》里面讲到的空军撤退，我家里就有亲人亲身经历过。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到大撤退到溃败去台湾，整个过程我从小不知道听家人讲了多少遍，但是我始终抓不住，觉得太难写了。但《离觞》准确抓到了1949年里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人、街道、布料、细节、甚至耳环，书里写了大量的细节，特别触动我。”

△萧耳

洪治纲亦认为小说的“日常性”是一个看似简单却不易做到的方面，作家做没做功课，从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当时为了确保国民党军队能成功逃离，从长江口到舟山这一带全封锁了，但是这个公司的船并不是不靠岸的，那么哪里靠岸、怎么靠岸、如何供给，这些都需要做功课。她写的老韩我觉得太牛了，他要在紧急关头，把船上的供给通过各种手段搞到，看起来不重要，却把小说日常的质感铺垫得很结实，让你感觉到那个时代的氛围。优秀的作家应该是福尔摩斯——发现蛛丝马迹，把它放大成饶有意味的细节，甚至是决定情节发展的东西，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东西。”

杨怡芬透露，为了更加了解舟山的民俗，她在舟山民俗协会混了三年，从普通会员一直混到理事，跟着他们做田野调查，“比如说祖宗羹饭怎么做，我心里都很有数”。为了熟悉当时的生活，她翻过很多老照片，还有过去的《随笔》《万象》杂志，也看了大量人物传记，比如蒋碧薇写她怎么从上海到的台湾，“书里写对台湾女人的穿着意见，就是我照抄的蒋碧薇的”。

杨怡芬之前做过一段整理老档案的工作，也为她写《离觞》提供了丰富的细节，“男男女女看了很多，所以很多生活细节，包括学校怎么对他们进行教育，还有最后快败走的时候，有个‘5人连坐’，就是同学们四五个人在一起，要互相监督，如果有一个人出问题了，那么五个人同罪。我曾觉得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纪律很宽松才对，但其实很紧。我碰到的这些细节，都是历史资料之外的，很宝贵，我就当时心里默默记下了一些，然后慢慢的就有一个故事在成型。”

大时代洪流中，小女人也有自己的选择

此次对谈的主题为“大时代洪流中，女性的独立和哀愁”。《离觞》塑造了李丽云、潘绮珍、秦怡莲、宋安华等追求独立的女性群像。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女性主体和女性意识，但是每个人也有各自独特的人生轨迹。很多读者疑惑的是，为何那个总是着男装、有一些觉醒意识的富家小姐宋安华委身于宋以文，感觉是“娜拉出走以后”又走了古代中国一夫多妻的老路。

杨怡芬认为，作家最基本的一点是要将小说写到能逻辑自洽。“宋安华是个有经济基础撑腰的富家女子，她骄傲到只认自己内心的感觉。但对世俗的看法，她不在乎，她是任性的，她所拥有的，是她的社会基础给她的。但只要她的金钥匙还含在嘴里，她就可以这样做，她在小说中并没有接受姨太太的身份。对于社会规则，宋安华是俯视的。”

△杨怡芬

杨怡芬说，就像人们质疑《围城》里的女性，留洋读了博士回来还是想找有钱有才华的老公，这是不是白启蒙了？但是反过来看，也是因为这些女性都有任性、有挑挑拣拣的资本。从草根女性的角度去看，她们的温饱是不成问题的，至少有一份职业，可以不依靠嫁人去谋求自己的温饱。

至于宋以文的妻子秦怡莲，杨怡芬认为，“她所拥有的，都是她自己争取来的。她起初是依附于家庭的，直到她自己独立去开个米店，她开始了半独立之路。等她确定能靠自己，她才敢带着女儿走，主动拆了这个她为之奋斗的完整的家，这也是壮举。”

在洪治纲看来，小说写人物，必须回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割裂地去写男性，或是女性。“如何从男男女女的爱恨情仇当中，去体会人生的况味，去体现作家对这种人性复杂性的把握，很多东西才能打开。比如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爱和真都非常分明，那是古代传奇小说的方法，但现在，小说家一定不是这么简单地去处理了。现代小说的人物关系都呈网络状，跟谁的关系也不是特别纠结，也不是特别松散，回到《离觞》来说，李丽云早期跟郑景润，性格控制还是非常好的，后面跟军官刘宗瑞电光火石那种感情，确实有点倾城之恋的感觉，蛮惊心动魄的。秦怡莲发现了丈夫和宋安华之间的关系之后，却不说破，写得还是蛮有力度的。”

“我没有感觉到这个小说是要彰显女性独立的问题。但现在这个独立标题打起来，我觉得好像确实也有那么回事。有人说，宋安华的美是在于任性，秦怡莲的美在于坚韧柔韧，想想也确实是这样，并不是要把女性写成一个‘受难者’，但是女性的坚韧、男性的责任，这两个东西如果把它写透，还是蛮重要的，也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精神。”洪治纲说。